“言志”与“缘情”新论

“诗言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论。这个重要观点,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 据顾颉刚等考证,《尧典》应是战国时的作品(《古史辨》卷三)。“诗言志”的观点不可能如《尧典》所说是帝舜提出来的。尧舜时代的音乐水平非常低下,决不可能产生如文中听说“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那样完备的乐器,更不可能产生审定音阶高低的声“律”。《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着周朝时人们对于诗歌的看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载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多维视域下的诗歌“抒情言志”

多维视域下的诗歌“抒情言志”,包括口头表达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原始、写作方法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强化、人际交流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对象化、自主阐释视阈下的“抒情言志”读者化。每种视域下,诗歌的“抒情言志”都有其特殊的意味。借助多维视域,方能全面把握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内涵与特点。     

论前期创造社戏剧艺术的“日本机制”

创造社成员共同的留日背景使得创造社的戏剧艺术受到＂日本机制＂的影响和促进。第一重＂环境机制＂中,日本是作为＂背景＂而以其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对创造社诸君产生影响;第二重＂中介机制＂中,日本是作为＂桥梁＂而引导他们涉猎更广泛的文化和文学;第三重＂体验机制＂中,日本是作为＂触点＂而使他们的体验心理得以建立,从而开启一段艺术之旅。     

闻一多早期诗歌活动的现代品格

闻一多作为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倡导与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出了与"自由诗派"鼎足而立的现代诗歌格律理论,在创作上他为诗坛提供了一批形式与内容整合统一、可资范例的新诗。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与创作也都留下了新诗诞生期的过渡痕迹。     

论张枣“言志合一”的诗歌写作向度

张枣的诗歌写作具有语言本体论向度,但这一写作向度的反思背景是＂言志合一＂。作为过程的诗歌言说在本体上已追问、构造、关联着生命,诗意的涵容过程便也是语言的展开过程。张枣深刻体悟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写作中把握、立足于＂言志合一＂关系,由此他的诗歌既有语言的精纯唯美,又摆脱了踩语言高跷的危险。同时,他承续到传统的关键点：语言,把汉语言的圆润、流转发挥到极致,并最终超越＂词与物＂、古与今、中与西等二元对立,使其诗歌拥有一种既古典又洋气的旖旎风貌。     

简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

尝试期的新诗做为旧诗的否定物,其共同性是突出的。在初步解决了“新”“旧”对立之后,新诗作者们一旦把提高艺术质量置于日程,新诗领域就开始了多元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显现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诗人群艺术追求上的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后者强调诗是诗人内心要求的表现。前者强调诗人情感的普遍性和引导人类“向善”的作用;后者强调诗人情感的独特个性和写作的无目的性。前者注重真率、质朴;后者注重发挥想象,追求艺术美的创造。前者沿着诗体解放的路子,着重探索诗的散文美;后者把音乐性当做诗的要素之一,开始探索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统一。就其对早期白话诗的态度来看,文研会诗人群是以肯定的态度发展和推进了它的成果,创造社诗人群则是以不满的态度矫正和超越了它的不足。这两个诗人群在对峙之中又存在着互补互渗的关系,尤其是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但贯穿在创造社诗人群中,对于注重现实主义精神的文研会诗人们也颇有影响。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纸”与“网”的博弈——网络诗歌新论

互联网改变了诗歌的存在形态,进而改变了诗歌阅读与写作的方式。网络诗歌写作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写作方式上"实体书写"到"虚拟书写"的转变,传播层面上"共时性"取代"历时性",以及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化和随意性。网络为诗歌阅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给诗歌阅读带来"信息"与"文学"的冲突,"娱乐化"和"严肃化"的对立,以及文字与其他媒介的交错、博弈等悖论。在网络日常化的今天,要充分认识纸媒和网媒、传统读者与网络诗歌以及"慢"与"快"的博弈关系,使它们可以在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下相互依托,以重建诗歌与时代、媒体的良好生态。     

“经济”是“文学的品格”吗——对曹路先生《文学的经济品格》的学术批评

曹路先生的《文学的经济品格》所着力阐明的文学观念对于文学理论的一些传统命题而言 ,是很富于颠覆意味的。曹文在学理上存在着诸多的缺失 ,其核心观点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在市场原则几乎通行无阻的今天 ,“经济出诗人”是无法避免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我们更希望看到“愤怒出诗人”。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神话倾向

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反传统。大量的神话原型的运用使现代派文学更具广阔而深刻的内蕴。现代派作家们在对神话原型的运用中表现出一种“拯救”的倾向 ,企图给在贫乏、无聊、荒谬的困境中生存的现代人以救治。     

当前文学的“非虚构”倾向

一、“非虚构”文学作品在当前形成热潮90年代末,相对于传统的虚构小说,一批“非虚构”的文学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关注。一些作家把自身真实经历写进作品,并明确表示此乃“我”的真实的故事;另一些作家,则以“纪录员”的身份,将他人的真实经历以“口述”方式如实写出;由此再推向极致,则有原始文本的直接展示,如日记、书信及其他有关资料等。第一类作品,可以贾平凹的（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为代表;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不再虚构故事,不再塑造典型,而是现身说法、自我登场,以平叙的手法,讲述他自己早年求职受阻、恋爱不…     

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茅盾和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选材的问题,即以经济性为主还是以艺术性、欣赏性为主,实际上隐含的却是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创作风格和话语权力的差异。     

20世纪文学中上海书写的现代品格

在现代历史上,只有上海,才具有形成现代性大都市的条件。由此培育了文学中上海书写独特的现代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一种先锋品格,一种包容万状的文化环境,一种不定型的动态的生活方式。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上海书写的独特魅力也在此。     

道家文化与古代早期小说文学品格的形成

古代早期小说的产生发展有本于中国原生文化和民间思想的一元,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明显的是道家文化对其文学品格的滋养和影响。而古代早期小说文学品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游心寓目的审美目的、玄言神怪的创作题材、贵异尚奇的文学特征等几个方面。     

再论“五四”浪漫感伤型文学——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

"五四"时期,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的浪漫感伤型文学风行一时,它抒写了一代知识者在追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感时伤世的真诚歌哭,彰显了现代中国民族与文学在大转型的历史青春期所特有的生命质地与情感色彩,并以追求自由的本质与情感解放的启蒙路向,以及大异其趣的美感意识和美学风格,完成了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与表达,在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学景观的同时也昭示了契合时代特征的价值和意义。     

“芙蓉”与“水”——浅析李白与苏轼诗歌的“自然”审美品格

李白与苏轼具有相似的性灵与气质,故其皆追求“自然”的审美风格。然李白之“自然”是由其浓烈饱满之情凝聚而成,是“清水出芙蓉”,具有朝气、生命之美;苏轼之“自然”乃“虽物赋形之流水”,蕴含了旷达、超然的生命智慧,充满知性理趣,具有澄澈空明、平淡流转之美。     

“冰山”底部的求索——意识流文学心理描写特征新论

一、历史的反顾本世纪初,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曾打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比喻:他认为人类的意识结构恰如一座飘浮于大海的冰山,意识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峰巅,而更为壮观、更为庞大的则是没入水下的冰山的底部——潜意识。这里     

在“花朵”和“地面”之间——汪荡平戏剧作品分析及对现代戏剧创作的思考

汪荡平的戏剧作品 ,以其主题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人物的世俗性和诗意性、情感的喜剧性和悲剧性、艺术表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启发我们对现代戏剧创作审美定位的思考。现代戏剧 ,应该把“舞台”搭建在“花朵”和“地面”之间、“诗意”和“凡尘”之间、“高层”和“平俗”之间     

文学传统论的四大倾向及其现代转换

古今中外文学传统论主要有四大倾向 ,即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的心理学倾向 ,五四时期文学传统论的功利性倾向 ,西方古代到近代文学传统论的社会学倾向 ,西方 2 0世纪文学传统论的形式论倾向。当今全球化时代 ,一个必然趋势就是 ,在对以往诸种文学传统论进行现代转换和全面整合的基础上 ,重建新型的文化论的文学传统论。     

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曾被马克思称作"传声筒",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也被研究者称为"传声筒"。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是政治倾向文学,后者是政治斗争文学;前者传的是时代精神之声,后者传的是阶级之声;前者从个人感受出发,后者从宣传目的出发;前者显露,后者直露。但两者又具有某种相同的审美价值。从马、恩和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中,又可以感受到"传声筒"的不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