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筚路蓝缕 体大思精——读《中国赋论史》

《中国赋论史》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通史。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是赋学界里程碑似的著述,是赋苑"游于艺"的导航图。它体大而思精,将史论合一,古今合一,宏观与微观合一,创见迭出。     

台湾赋篇补遗——从医文赋体谈起

2006年《全台赋》出版,其时鸾文赋体之作,自鸾书搜录而得,此在台湾赋学发展史上为一相当特殊之现象。此后,笔者复搜得台湾赋作六十余篇,其中有数篇与医疗相关,刊载于台湾的报刊杂志,其创作背景及赋文特色不同于传统赋文,从这些赋作中可观知两岸文学之流动现象。本文就医文赋作讨论之,并兼及《教书赋》、《木犀赋》等转载于台湾报刊之作,由此得知当时两地之交流,同时透过比对,亦可收集佚、校勘之功。早期赋作《盛京赋》之转载,则透露出日本极力拓植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满州国的时代背景。通过本文之梳理,可更周备地掌握台湾赋学发展之脉络及时代因素之影响,对赋学的整体观察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点。

Abstract：

When The Complete Taiwanese Fu (quan tai fu) was published in 2006,the style of luanwenfu are collected from Luan Book.This is very spec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fu.Thereafter,the author collected again some sixty Taiwanese fus,some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medical care and were published in som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t that time.The background and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these fus are strong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fus.Thus,through these fus,we can get to know the literary intera...     

论谢灵运《山居赋》的艺术特征及其赋史意义

《山居赋》是谢灵运退居会稽始宁墅期间所作的山水大赋.其内容上借赋体状山水之美,写山居之乐,抒自适之情;体式上采用汉大赋结构,又为之自注;手法上写实与铺排兼备,而以写实为主.《山居赋》在艺术上的诸多创造代表了山水赋之极高成就,影响了古代山水诗的发展,引领了南北朝山水小品文,一赋而牵动山水赋、山水诗、山水文,其在赋史和山水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及特殊地位可见一斑.     

六朝赋体文学考辨——兼谈大小赋之界定

六朝抒情小赋产生于大赋称雄之后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众多的赋家，众多的赋作，需要梳理，而学界对大小赋的论争也值得思考。抒情小赋淡淡的几笔景物描写，轻轻的几句人生慨叹，都饱含了作者真挚的情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清代赋话中经典赋作的确立

赋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批评形式,成熟于清代。清代赋话批评将一批唐宋律赋塑造成为经典,是由帝王发扬、并由精英文人主导完成的,涉及政治、文化诸多因素。在繁盛一时的赋话论著中,清人借助这一批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辞赋经典的认知态度,其论述的重点,正是对唐以来科举考试律赋的经典性的选择。而确立了经典后的清代赋话使得清代律赋创作在完整的理论之外,还具备了可以模仿的公式和典范,更好地实现了它的教授之功。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首先,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其次,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从本体论角度看唐宋散文的传统

立足于本体论角度，对唐宋散文的传统进行宏观考察。唐宋散文最富于创造与革新的精神，这也是当今散文创作家最应继承与发扬的传统。文章在阐述唐宋散文传统的同时，还分析了唐宋散文家于创作上所存在的因人格二重性而导致的人格理想的迷失现象。     

论《警幻仙姑赋》的赋学涵义——兼论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

曹雪芹《警幻仙姑赋》不仅单纯地建构了《红楼梦》的小说情节，而且蕴含着深刻的赋学意义。以赋学视角加以考察，从诸本中异文情况可探出该赋在曹雪芹手稿中的原貌。同时，联系清代赋史，也可探究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并将其赋学理念归结为在“师楚”基础上“融古合今”。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问题,但对文体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很不够。从侧重于语体功能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侧重于体裁功能的文学文体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来看,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将文体问题简单化为体裁问题有其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文体学传统,文体学是整个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传统的文体学内涵与方法,正是包括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文学文体学两方面的内涵,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文体学。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应该充分汲取这一传统与方法。     

从文体学角度论英汉翻译的适应性

英语文体学与翻译密切相关,文体是翻译时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文体学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文体学的角度论述了英汉翻译的适应性：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和体裁的风格方面必须保持一致,应用文、广告、新闻、科技、文学五大门类的文体有其各自的语言特点和相应的翻译方法。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

赋体类书及类事赋,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科举用书,最早的用途是举子对付"帖经"考试.现存赋体类书和类事赋都是宋人作品,数量虽不多,然而它代表了一个图书"族类".赋体类书、类事赋的功能虽是类事,但要写得像"赋",又必须具备赋体的基本特征,因此部分文采斐然的类事作品,不妨让它在类书、文学之间游移而"两栖".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丈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丈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丈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丈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