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话语表达--身体美学的哲学缘起

身体在西方哲学和美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史就是一部身体由“缺席”到“出场”,再到“登堂入室”的历史。身体美学的出场,无疑是对柏拉图以降,经中世纪宗教神学,至黑格尔以终的身心二分、扬心抑身的哲学传统的一种反思与纠拨。尼采、梅洛-庞蒂等现代派哲学家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为身体正名的努力,对身体美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身处后现代社会的福柯、费瑟斯通等思想家对权力话语之于身体的宰制,身体与消费文化的共谋关系之思考,加速促成了身体美学的诞生。     

肉体里隐匿着灵魂自身的秘密--灵肉二元论之身体维度探析

灵肉二元一直是西方文学和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受制于伦理和宗教语境的主宰和束缚,在过往的文学叙事、宗教隐喻和哲学思辨中,肉体往往被认为是灵魂的桎梏和监狱,这一思想导致了清教主义思想的盛行,也使得身体沦为人类文明书面记载中一个面目模糊的存在。于是,身体在“德”与“礼”的束缚中进退无据,既没有理论话语的表达权,也没有现实存在的着陆场。但可感、可欲的身体却一直是人类思想的精神沃土,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身体哲学的凸显为身体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同时,中国哲学中身心一体的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都为解决灵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身体观：从柏拉图到基督教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讨论在柏拉图的著作及<新约>的有关文本中关于σáρξ和σ(ω)μα这两个用词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另两个用词ψυχ(η)和ζω(η)的界定,以呈现西方思想史中关于身体观的原始讨论.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灵魂/肉体(ψυχ(η)/σáρξ)的二元论,强调灵魂对肉体的支配权.在柏拉图看来,肉体受制于灵魂的支配而具有消极性;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肉体拥有灵魂的性质,使肉体本身成为灵魂的一部分.<新约>中则沿用了希腊哲学对肉体(σáρξ)的使用,认为肉体乃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受制于人的意愿的生存,这种生存是走向死亡的生存.在这一基础上,<新约>提出了一个新的生命概念,认为由于耶稣(包括奉耶稣之名而来的圣灵)进入基督徒的生存,导致了人的生存开始脱离肉体的控制.这种新的生命称为ζω(η).为了区别于走向死亡的肉体,<新约>提出了σ(ω)μα(身体)的概念.身体是一种中性存在,既可以顺服肉体(以及人的心思意念)而走向死亡,也可以顺服圣灵而起死回生.保罗使用这一身体观来回应复活问题,并展现了一种新的生存概念.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一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文章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2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情怀所替代。     

后现代身体美学批判与体验美学的建构

传统西方哲学展开为身体失语的历史,直至后现代哲学,身体的话语权才得以确立,身体美学由此兴起。后现代美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确认了身体的地位,反抗了意识美学的霸权,并呈现出生活美学的指向。但同时,后现代美学亦存在偏颇。它主张身体性与精神的天然同一,却无视身体与意识在现实层面的区分,也缺乏对身心合一的有效论证;它经由身体来包纳意识,实际抹杀了审美的精神性;它鼓吹审美与生活的趋同论,以大众文化辩护者身份自居,实则取消了审美的超越性。对后现代身体美学的反思提示我们:必须建立体验美学,从而确立审美体验的身心合一性和超越性。     

奥斯汀·克拉克作品中的身体隐喻研究

“身体性”是加拿大黑人作家奥斯汀·克拉克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以《锃亮的锄头》为研究对象,从小说题目、故事背景、叙事结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挖掘出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身体隐喻,并从认知隐喻映射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总结出克拉克小说身体性叙事的特点,揭示了作家的后身体哲学意识和女权主义意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对当下深邃博大的人文主义关照.     

福柯的身体理论与女性主义

在传统哲学中,身体一直是不被关注的他者,一个不能表达的沉默者,一个空洞的符号。从尼采到福柯,身体被拯救了出来,地位凸显。福柯的身体理论,诠释了身体备受摧残与压抑的历史,从古典时期的肉体惩罚到现代的灵魂惩罚,让我们看到了知识与权力合谋对身体的规训。女性主义者深受福柯身体理论的启发,开始关注被操纵、控制、压抑的女性身体。在现代消费语境下,女性身体成为被看的对象、商品化的观赏物,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女性在当下的处境,提高女性意识是很必要的,女性主义任重而道远。     

身体与秩序：口罩防疫的身体社会学探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损将身体的问题变得尖锐,借由身体社会学的视域来探析口罩防疫的多样化面相,对于理解这一问题颇有助益。在强区隔性的防疫空间中,作为身体流动的技术物,身体呼吸与技术、身体习惯、基于身体的认同和社会管理皆影响着人们对于公共健康秩序和他人存在的感知与互动,并最终反映在口罩的戴与不戴,完全掩盖与拉低展露的多样化图式之中。以合法身体为准的公共健康秩序与多样态的身体行动,在口罩防疫的身体实践中不断对峙与调适,将身体经验与记忆嵌入到地方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或许,只有公共健康秩序的可见边界在“规训态”与“沟通态”身体运用的结合中逐渐消匿,身体治理与身体运用的逻辑在口罩之上达致共通,才可能塑成高度自觉的口罩防疫这一“身体秩序”。     

身体意识改善的审美价值及途径——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实践性探析

身体意识是身体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实践性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基本特征。改善身体意识旨在通过提高身体体验、感知,增强自我使用、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能力,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人快乐、幸福的目的。当今文化现象中身体地位的凸显是身体意识研究的现实语境,改善身体意识能够充实艺术经验、增强艺术感知能力,通过调整习惯的身体等途径可以实现身体意识的改善,但是也面临身体意识是否拥有反思性及其反思限度的问题。     

理性是身体的一个属性

在西方哲学的主流中,理性是心灵实体的功能,是普遍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是与情感相分离的。这些关于理性的观点,都是脱离身体来说明理性。实用主义从哲学上批判了脱离身体和情感的理性概念,并阐述了理性的集体性或社会性。当代认知科学的种种发现表明,理性是身体的一个属性。西方传统哲学归属给心灵结构的那些先天的和先验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人的身体的生理-物理结构而已。     

论胡塞尔的“意识主体”与尼采的“身体主体”

西方主体哲学自古希腊隐秘的开端到哲学的后现代时期贯穿了西方哲学的历史。其中,胡塞尔和尼采对主体哲学的发展有着独特和卓越的贡献：胡塞尔通过他的先验转向完成了从“意识主体”的向度构建主体哲学的最终可能性,实现了一个二千多年柏拉图主义的理想;而尼采则通过他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从“身体主体”的向度使“现代”（西方形而上学时代）趋于完成。而这种完成,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以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达到的。在此基础上,现代哲学进展到后现代时期时,对主体是否退隐的争论愈演愈烈。但是,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收敛的主体”形式似乎已成必然的选择。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     

身体美学的治疗隐喻

舒斯特曼通过将身体纳入到美学之中,把美学打造为一个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的新领域。身体美学——这一新领域旨在整合诸如西方的亚历山大技法、费尔登克拉斯技法和赖希生物能学以及东方的太极(拳)、瑜伽和"凝神"等具体化的身体训练,以培养较为敏感的身体意识。这种敏感的身体意识能够对身体习惯与身体感觉进行身体美学维度上的诊断分析,不仅可以把身体压抑和产生压抑它们的社会条件一起克服掉,而且还能为饱受身心疾苦的现代人提供一剂良好的治疗处方。     

身体丑陋与灵魂罪恶--理查三世身体的文化解读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既有着生理身体,又有着交往身体.他的生理身体的畸形使其周围世界不断地将其交往身体降格为生理身体,也使理查将自己的周围世界规定为一个生物世界.他的畸形的身体相反促发了他的强烈的身体体验,在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上展现出了与柏拉图哲学传统不同的维度.理查形象展示了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精神的尴尬处境.     

汉代哲学的身体整体观及对美学的影响

与先秦哲学形而上的取向不同，汉代哲学将老、庄的道论下降为元气自然论，将孔、盂、荀的心性落实为身体的有机构成，这种哲学思维的“堕退”是其价值长期不被肯定的原因：但是，汉代哲学以一体之气贯通天人，却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命题提供了最具现实感的形式。对人自身而言，它以对人体的构成性认知取代先秦关于人性的抽象思辨，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形、神、志、气等多种要素的有机凝聚。这种“身体-整体”和“身体-主体”观，不仅有效弥合了人体内部身、心、灵、肉以及人性善恶的对立，而且为后世中国哲学和美学对人的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像魏晋美学的形神问题、宋明理学的心性问题，均无法脱离汉代哲学关于人体认知的背景。     

论西方哲学中身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推进

身体问题在20世纪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后现代哲学领域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焦点课题。而从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路线之虚假的、邪恶的、无知的身体到现象学传统的功能性、形式化、基源性身体,再到后现代理论的物质性、生产性和欲望化的身体,身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推进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由虚而实,从形式到内容、从边缘到中心的漫长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不仅显示出身体问题在当代的崛起与凸显并非是孤立的、断裂的、一蹴而就的,而且展现了它所蕴含的巨大的可能性意义以及更为重要的理论界限。     

对福柯思想体系中“身体”的再解读

“身体”是福柯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我们所有历史与文明发展的一个主线和基点。我们对“身体”的认识程度反映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程度。福柯将“身体”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眼睛,通过“身体”将其哲学建立在一个空前的高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