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     

“箭锋”之喻与黄庭坚的诗学

“箭锋所直”是黄庭坚诗论之重要概念,它和“中箭追骑”、“箭锋相直”一样都是“中的”;黄庭坚的“箭锋”之喻与当时的禅学思想有关,也与他诗学中“有眼”、“无弦”、“韵”、“换骨”等概念密切相关。“箭锋”之喻既是境界论也是方法论,对其深入探讨是研究黄庭坚诗学的关键。     

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翁方纲倡导"肌理"说,以"理"来标举宋诗区别于唐诗的特质,首次从理论上将宋诗作为一个与唐诗相异的传统来肯定;以此为基准,他推尊黄庭坚为宋诗的宗祖,并提出黄诗的"逆笔节制"之论,开创了黄庭坚诗歌接受的新视野,为宗宋宗黄诗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翁方纲奉黄庭坚"以优厚为本"之语为他一生"学问职志"的标准,校勘、合刻了《黄诗全集》,将对黄庭坚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为宗宋派诗学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清初宗宋派与晚清宋诗派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黄庭坚诗学观中的理学因素

本文认为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不仅仅反映出他对诗歌艺术本身的见解,而且还表现出与宋代理学思想的趋同性。文章从黄庭坚养心寡过、注重根本的思想符合理学家所要求的仁人君子的标准;黄庭坚对诗歌抒情方式的要求与理学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一致这两个方面对黄庭坚诗学观中的理学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论桐城诗学史上的姚范与刘大櫆

姚范和刘大櫆作为桐城诗学史上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虽然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没有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两人的诗歌评点和理论对桐城诗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确立了以杜甫、韩愈、黄庭坚为核心的风格统系,奠定后来桐城诗学师法前贤的基本宗尚;基于研究诗歌的心得,参照文章学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桐城诗学的概念系统;以大量的文本批点为后学开示学诗门径,形成桐城派通过评点来提示诗文义法的教学特点,最终为桐城派诗学传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史精神

《四库全书总目》站在诗歌史的高度,纵论千余年诗学之演变,继承中国传统"变"的哲学思想,以"变"来通论诗学发展,揭示出诗学演变的规律,以"变"来强调诗歌的创新,从而表现出独特的重变的诗史精神。     

江西派学术渊源及其诗歌审美追求

江西诗派诗人的诗学思想具有理禅渊源,亦有融通儒释的自觉意识,其学禅特点及融通儒释的具体方式,与黄庭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儒释整合文化发展趋势的表现,也是他们选择黄庭坚作为理想人格范式的深层原因。此理想人格范式的选择,使他们的诗歌习惯于抒写抱道自居的平和情怀,这使江西派诗歌审美追求呈现出自在平和的发展趋势。     

“夺胎换骨”诗法的道教术语渊源

“夺胎换骨”是宋代重要的诗学术语,与道教内丹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晚唐五代道士吕洞宾最早提及“夺胎换骨”之语,宋代黄庭坚将之用于诗歌批评中,遂形成“夺胎换骨”诗法.黄庭坚提出的“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诗论也源于道教内丹术,与“夺胎换骨”关系密切,均将苦修作为学诗与修仙的关联点.这一关联点又对陈师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歌主张产生了一定影响.     

句法与意蕴并重:禅宗语言观对黄庭坚的影响

黄庭坚信仰佛教,爱好禅宗,受禅宗"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语言观影响,他借鉴了禅宗一些语言表达方法用于诗歌创作,但在他的诗学思想中,讲究句法是与追求意蕴是并重的,只有在高远意境的役使驱动下,造语精工才有意义.     

元好问诗学对苏黄的批评与继承

元好问诗学对苏黄的批评与继承张进元好问是金元之际著名的诗人、词人和文学批评家。他曾在论诗绝句中批评过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这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很大。但关于元遗山对苏黄的态度问题，却因论者对其论诗绝句的解释不同而一直存有分歧。在苏轼似乎问题不大，而...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派称江西”的文学文化考察

自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始,诗派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出现,后经过刘克庄、方回等的张目阐发,江西诗派的理论建构逐步完善,不仅在宋代,甚至在整个诗歌史上,形成了言诗者必称江西的传统。历经宋、元、明、清,江西派在诗学领域获得经典地位的同时,其概念范畴也逐渐溢出诗学的单一指向,渗入文、词,甚至画、印等文学艺术领域。清代文献中的江西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显扬标榜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甚至作为一种拥有伟大传统的文化资本被不断追叙。从江西派概念的推演泛化过程入手,以探究宗派观念在诗学领域的经典化途径,进而考察其如何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学文化视野的过程。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宋庠、宋祁的七律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宋庠、宋祁是后昆体诗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七律创作在西昆体向江西诗派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内容而言,二宋七律皆表达了自己的仕途沉浮、叹老念衰之感,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倾向,这一点迥别于西昆体。在风格上,二宋七律由效西昆体的典丽柔靡向瑰迈健举或沉郁奥博发展。这与二人七律学杜分不开,而学杜是江西诗派七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创作手法上,宋庠七律以比兴寄托、借用典故写景抒情及多用倒装句三大特征为主;宋祁七律除此之外,还在造语、炼字、对仗、用典等方面表现出求新求奇、精益求精的努力,特别是僻典、俗字的使用,已率先实践了江西诗派"化俗为雅"的理论。在唐风向宋调的演变过程中,宋庠七律更倾向于唐风,而宋祁七律则在很多方面开了宋诗法门。二宋七律,一以承唐,一以启宋,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论纪昀对《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的“删”与“正”

《才调集》是后蜀韦縠编定的一部大型诗歌总集,收诗一千首,是现存唐人选唐诗选集中数量最多的。在清代,此集盛行,评注本众多,其中冯舒、冯班评点本影响很大,纪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删正。在对比二者所有评点过程中可以发现:从"删"诗上看,纪昀重诗的"质""兴象""自然",又不排斥"调响秾丽";从"正"二冯的评点上看,纪昀对江西、西昆两派基本持"折中"的态度,主张应相容并蓄,博采各家之长。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南宋诗人敖陶孙考论

敖陶孙是南宋中后期颇有特色的诗人,在当时诗坛具有一定地位。针对敖氏的＂庆元诗祸＂是南宋中后期很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但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却互有龃龉,通过考辨、梳理,还原了＂诗祸＂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其生平梗概也得以进一步明晰。敖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情感真挚而浓烈。敖氏对江西诗学有着自觉的追求,其诗呈现出鲜明的＂江西＂风味,通过敖陶孙可管窥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的境遇及影响。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