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低质量产品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文建东、潘亚柳在《福建论坛》2013年第10期撰文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低质量和高质量产品的消费需求不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富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导致收入较低人群加剧贫困，从而减少了社会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劣质产品主要出现在农村市场的原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企业发展与政府干预视角

科技创新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但以往文献鲜有研究科技创新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本文以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作为研究内容。理论方面,基于Solow经济增长理论构建数理模型,进行归纳分析。实证方面,运用2008年、2010—2013年和2015年CGSS与省级面板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中介机制进行识别,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基于企业自主发展维度,由于行业间与企业间研发能力等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2)基于政府主导干预维度,由于政府通过抽税补贴等产业政策拉大了行业间与企业间科技创新水平,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3)科技创新能够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4)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科技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基于区域内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规模以及地理属性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因此,建议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也要控制其对社会公平的扭曲作用。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

慈善公益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是观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不平等所采取社会行动的有效工具。通过对2012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分析发现：2012年中国居民的慈善捐赠主要受家庭绝对收入影响,而2016年由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收入已成为家庭慈善捐赠的决定因素;在绝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家庭收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增强,而在相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则相反。研究结果为既有争议提供了理论解释,也进一步揭示了单纯改善个体绝对收入对促进慈善捐赠作用的限度,舆论引导公众进行合理的社会比较对于引导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基于12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122个国家1980-2012年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紧缩性的利率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但是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分位数收入人群的对比发现,利率上升对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下降具有显著作用,可能会使得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升但其作用并不显著。通过传导机制的检验发现,利率政策的调整通过对资本形成与就业的影响进而改变收入分配的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在OECD国家中投资率的上升导致富人收入比穷人更快增长,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恶化。     

支出弹性、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

探究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问题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CHIP 2013年和CHIP 2018年数据,结合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等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消费处于升级状态;消费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且主要源于高弹性商品消费不平等的下降。G·Fields分解结果表明,持久性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且对高弹性商品支出不平等和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更大,暂时性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度也相对较高;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和家庭规模差异对于消费不平等同样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度。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教育差距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降低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罗尔斯“差别原则”中的不平等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差别原则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与关键，是罗尔斯对弱势群体公共关怀的典型写照，也是现代福利国家应提供更高社会福利的学理上的依据。这一原则要求，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但是，差别原则以承认社会结构的等级性为前提，忽视个人责任与个人选择，弱化个人基本“善”对分配的影响，并将天赋看作公共资产作为达成差别原则的必要环节，这会引发新的不平等。因此，差别原则在关注社会平等的同时也会引发新的不平等，这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是双重的。     

关于分配正义的三个问题——与姚大志教授商榷

本文对姚大志教授的《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中关于分配正义的论述提出三点不同意见:分配正义只涉及如何在人们中间分配财富、机会和资源,而不涉及人们在福利上得到不断改善;正义的分配是平等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的分配不能被看做是正义的;分配正义原则是判断分配正义与否的原则,而不是确定平等与福利的平衡点的原则。     

累积优势、金融化效应与住房资产不平等——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住房市场化的进程推动了住房向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的转变,住房资产不平等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中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累积优势和金融化效应两个层面分析住房资产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结果发现,具有代际和代内累积优势的城市居民可以在住房市场以及住房财富累积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获得过金融信贷和拥有本地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资产优势更为突出.文章提出,住房资产不平等是个人能力、家庭禀赋与金融化效应不平等的传递结果,同时在"住房金融化"的环境下,住房资产成为社会财富增值的分配机制,加剧了特大城市家庭财富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趋势.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一项基于各地区教育基尼系数的实证

以教育基尼系数作为刻画教育不平等的指标,选取相关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关系进行动态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正相关,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0.412～0.618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发展高级人才市场,以缩小由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分配差距扩大。     

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成因与对策

全球次贷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困境,通过宏观历史数据分析,发现这种长期停滞主要表现为7项特征事实:全球经济增速长期低迷、贸易增速总体下降、FDI较为低迷且结构分化不断加剧、发达国家面临通缩压力而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失业压力持续高悬、粮食危机频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研究认为,形成这种长期停滞的成因主要包括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放缓、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断下降、新旧能源替代的产业冲击、世界产业结构迁移升级愈加缓慢、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加剧、世界各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普遍扩大、单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矛盾、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研究还认为,在解决所有约束之中,形成更加负责任的国际经济与产业合作治理体系,开展更为强劲的技术合作创新,积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重视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合作等,是世界经济增长突破长期停滞困境的关键问题,也是进一步带动其他长期内生动能不断增强的重要因素。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