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躺平”现象的主体性反思

当前,“躺平”现象被舆论关注,成为学界集中探讨的理论命题。“躺平”现象的成因是多维度的,既有社会运行中的直接性因素,也有内隐在现象之下的主体性因素。对主体性因素的揭示需要依靠前提性的追问与反思,青年为何在当代用“躺平”来应对“固化”、抵抗“内卷”、追逐“意义”等问题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引向深入。从主体性视角看,当代即时与延时的冲突、工作与休闲的对立以及由“主体性过剩”下的感觉至上等深层因素与社会的直接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躺平”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矫治“躺平”现象,需要意识、体验、运行三个维度协同联动,共同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青年大学生对非主流文化的心态分析与引导

高校非主流文化是社会文化变迁在高校中的折射,具有社会性、伴生性、现实性等特点,对大学生的心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研究青年大学生对非主流文化的心态,有助于我们引导青年大学生正确对待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健康、正确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拒绝式”社会心态的形成、影响和调适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的观念意识与时代的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紧密互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拒绝式社会心态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变迁或社会重大变化持否定态度的一种社会心态。拒绝式社会心态的生成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观念、清官政治伦理和义利观密切相关。社会心态和社会矛盾的生成具有同源性,拒绝式社会心态对于社会矛盾具有推波助澜的消极影响。调适拒绝式社会心态,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广西边境地区青年农民社会心态与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

在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边境青年农民的社会心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边境地区青年农民是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中间力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和发展边境经济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是巩固祖国边防的排头兵。边境地区青年农民的社会心态如何直接关系到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社会文化心态演变中的涨落突变规律

从耗散结构理论审度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的运动演化,会发现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通过涨落实现突变的规律性,称为涨落突变规律。它具体表现为:社会文化心态系统内部经常随机地发生不同形式的微观涨落,当某种微观涨落被正反馈作用放大超过临界点,形成巨涨落,社会文化心态系统产生突变,形成有序状态。涨落突变规律不仅表现在社会整体文化心态的演化过程中,而且也体现在经济、政治、科技,或省、市、地区等各子系统的社会文化心态嬗变运动中。深入探讨和掌握涨落突变规律,对于社会管理组织或管理者,在社会改革中识别代表未来演化方向的微观涨落,自觉调控实现社会文化心态突变的临界点,加速和优化新的社会文化心态系统的建构,推动社会改革的飞速发展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社会文化心态演变中的有序重组规律

从“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审度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的运动演化 ,会发现有一种内在本质的联系 ,即社会文化心态系统内各个要素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机制 ,在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条件下 ,能够进行自组织 ,使某些要素的变化得到强化、得到抑制 ,从而改善、理顺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使之趋于有序化。社会文化心态演化发展的这种无序———重组———有序的规律性 ,称为有序重组规律。掌握这一规律 ,对加速和优化新的社会文化心态系统的建立 ,将会最有效发挥社会文化心态的正值效应。     

“佛系”青年亚文化的结构、社会风险及其引领

“佛系”青年群体以网络为主要阵地,以娱乐性、遁世性的情感寄托为核心纽带,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具一格的圈层化地带.“佛系”青年亚文化具有三大结构——情感维度的娱乐性、价值维度的遁世性、意义维度的虚无性.“佛系”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其相悖论的不合理消极成分.它所带来的社会责任的模糊与放逐、价值理念的迷失与错位,以及意义追寻的迷茫与彷徨,亟需以“破茧成蝶,不负青春”的担当精神引领社会责任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青年价值建设,以“英雄主义”的情怀建构意义世界.     

青年“巨婴”现象生成的社会因素及治理研究

青年“巨婴”现象是现实社会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巨婴”现象频繁发生,其折射的却是现代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家庭教育的缺失、过度突出竞争的教育与社会氛围、缺乏法制意识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克服部分青年的“巨婴”现象,引导青年塑造新人生,必须立足于青年群体的成长发展规律,建构德育与劳动教育全过程相互衔接、全域功能互补的教育空间,可从青年教育入手,倡导合作学习,强化奋斗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加强德育和劳动教育,塑造新时代家庭养育文化;推进法治教育深度融入,进而营造知法守法的社会氛围,造就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个代表”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江泽民同志和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自觉把握。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的客观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同自然界一样,是物质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人类只有认识、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才能有效地驾驭和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很多,其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社会"允许行为"与社会控制

本文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价值观念的新变化 ,提出了社会“允许行为”的新概念 ,并认为这是伴随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行为选择的新特点。在这一行为过程中 ,要对应改变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实施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方式 ,建构与社会转型期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     

转型期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问题、特点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转型的同时,社会心态也在转型和重组。当下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趋于开放进取、理智成熟、多元包容。但同时,社会心态的一些方面也已出现了失衡的倾向：一是民生问题突出,引起＂群体焦虑＂,影响到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看法;二是腐败现象的增多,引发不满情绪,影响到民众对干群关系的看法;三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心态失衡,影响到民众对社会公正的看法;四是利益诉求反映渠道不畅,导致社会心态恶化,影响到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为此,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党全社会工作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当前,应着力在保障民生需求,协调利益关系;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群众利益;加强社会建设,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强化舆论引导,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夯实制度基础,避免和消除消极的社会心态几个方面下功夫。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