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身份政治:苏丹河岸部落实现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与影响

苏丹尼罗河岸的贾阿林、舍基亚和栋古拉这三大阿拉伯部落,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主宰着苏丹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国家部门。他们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拥有主导性,并利用身份政治的运行机制不断巩固其权力优势。苏丹河岸阿拉伯部落的早期发展优势、奴隶贸易以及英国殖民统治遗产是其塑造身份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化是后殖民时代阿拉伯部落巩固身份地位的主要策略与手段。而身份政治所形成的"中央-外围"模式使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部落不断遭受边缘化,引发持续至今且难以弥合的部落冲突。因此苏丹急需摆脱身份政治陷阱,构建基于国家统一的国民认同。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影响——基于台湾2014年与2016年两次选举分析

近年来,在经历了"反服贸""白衫军"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之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集中体现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青年的踊跃投票参选现象。目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政治参与广度与强度的提升;从动员参与走向自动参与;青年政治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呈现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状态;网络新媒体成为组织参与的重要媒介。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势必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对台湾传统的政党政治产生一定冲击;其次直接推动与加快台湾主要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最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社会化与再教育过程。     

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本文基于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数据,比较了上海居民制度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情况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区分了教育水平和文化资本,并把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类型。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可以显著促进制度外政治参与。文化资本,尤其是具体化文化资本对两类政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新形势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态势与正确引导

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领域扩大、层次提升、渠道拓宽,特别是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参与方式应运而生。但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无序性、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现象现在时有发生,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明确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态势,及时地加以正确引导,对于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犹太教“极化”进程中的以色列因素

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以色列是加剧这一“极化”进程的“分化剂”。以色列在全球犹太人中“精神中心”地位的凸显、全球化时代流散地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关联的增强以及不同宗派群体在对以关联中的地位差异,导致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籍由此种紧密但不平衡的关联,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冲突和“极化”得以“外溢”至美国犹太人群体。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以“受邀”或“回旋镖”模式卷入以色列社会政治的纷争。进入21世纪以来,右倾化和“民主危机”使以色列犹太人正统派在身份认同、政党归属和政策倾向等方面与美国正统派犹太人趋近,同时却更加疏远非正统派群体。日趋右倾化的以色列加剧了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的“身份冲突”。     

青年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出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人口流动现象,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作用下,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随之而来的农民工问题也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农民工的诸如讨薪、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许多显性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问题解决总是差强人意,进展缓慢。实际上这里有一个隐性问题未得到重视,这就是政治参与问题。它涉及到公民的资格、利益的表达与维护、制度的供给。公民的政治权利保障制度愈完善,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就愈公平。目前,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青年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他们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着制度供给、自身素质、政府自利动机、组织代表局限等困境。对此,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积极从制度和组织层面解决青年农民工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军政关系视角下当代中东地区军队干政问题

军政关系、军教关系和军民关系是当代中东军事政治学研究的三大领域。按军队与政治的互动形态,当前中东地区的军政关系可分为军政协调型、军政平衡型、军强政弱型、军弱政强型和军政碎片型五类,每种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影响,但争夺权力是共性特征。中东地区军队干政表现为“军”与“政”两大集团之间的一组张力,其实质是权力博弈。军队干政的程度与范围因军政关系而异,既具有军事现代化背景下“军政分离、政在军上”的普遍性,也存在因军队干政而呈现的“军政互嵌”的特点;既因为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差异性而呈现出多种形式,也在不同环境中不断调整与演变,朝着“文官掌军”和“军官掌政”双向发展。中东地区多国一系列军队干政的形态变迁表明,在中东国家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民主程序的推进、军人阶层的地位、军政权力博弈的态势以及社会民众的预期,是影响中东地区军队干政的重要因素。     

大众传媒的舆论功能何在——分析比较密尔与李普曼的舆论学思想

作为社会泛意识和整体性社会知觉的舆论,是公众表达和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传播主体,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甚至控制舆论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效果和走向如何,却难以一概而论。本文,笔者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李普曼的舆论学思想入手,分析比较他们对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态度,提出充分发挥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方法。     

摩洛哥政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多党制是摩洛哥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自独立以来,摩洛哥王室集团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总体稳定,且政党在维护摩洛哥民主形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摩洛哥多年来高效的政党治理有很大关系。本文通过对摩洛哥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摩洛哥政党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四个路径"的鲜明特点:一个核心是维护摩洛哥君主立宪制的政权稳定;两个基本点是实现"权力共享"与"民主形象"构建;四个路径为"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多元化、笼络与平衡。摩洛哥政党治理做到了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结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摩洛哥王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摩洛哥的渐进式改革,还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国家中心城市功能选择与实施路径

一、引言 国家中心城市是居国家城镇体系顶端的城市，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领域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并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是国家综合实力最强、集聚辐射和带动能力最大的城市代表。国家中心城市的打造，不仅是将城市规模做大，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与优化。因此，增强城市功能是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提升科学发展实力的核心。     

试论军地协调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和平时期军队与地方的协调发展是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军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军队与地方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些非对抗性矛盾,论证了军地协调在社会运行中的整合功能:一是军地协调能够保证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二是军地协调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震荡”;三是军地协调必然产生“非加合性”政治优势;四是军地协调有利于促进双方组织结构的稳定。本文还提出了解决军地之间矛盾的方法和途径。     

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洪灾政治”

《南方日报》6月29日刊文说,每次在灾害面前,都存在着一种泛政治化的思考,它取代了理性而积极的政治行动。近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正在经受洪水的肆虐。我们在抗洪救灾的同时不能不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洪灾政治？     

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

政治伊斯兰是中东政党制度中特殊的政治力量,它在政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世俗政党之间的互动对政党制度以及国内政治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埃及,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强大,它与世俗政党的关系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且以竞争为主。究其原因,穆兄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埃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两种思想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虽然具备接受埃及世俗政治统治现状的意愿,但其言行常有矛盾之处,难以获得其他世俗政党的充分信任;当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和其他世俗政党无法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时,它们转而讨好当权者以获得政治资源,由于可供竞争的资源有限,二者的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     

从广场到网络: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空间转变

我国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经历了从广场到网络的空间转变。广场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传统空间,深嵌于有关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在年轻学子表达国族情怀的政治行动中被不断复制。网络的出现为退出广场的大学生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空间,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也出现了种种嬗变。广场或网络中的大学生政治参与均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其理性政治参与的实现,与经济发展、流动机会及政治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     

民主视角下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效应与政策选择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青年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中国民主建设状况与政治发展方向。青年政治参与先后出现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动员型参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利益趋动型参与、网络时代的自我表达型参与三种类型。青年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由于网络自身的适时性、便捷性、交互性,再加之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的狭窄,在网络空间的青年政治参与表现出迥异于物质世界青年政治参与的活跃性。网络政治参与是青年政治参与新的增长点,不过其自身也存在着非理性、失范性、网络民粹主义、网络谣言等负面效应。为此,构建引导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政策与制度势在必行。     

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

苏丹是中国外交参与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始终彰显着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阿外交的成长轨迹。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和苏丹的相互援助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整体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逐步深度参与了苏丹的经济事务,帮助苏丹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国内持久和平。以南北矛盾和达尔富尔人道主义灾难为主要内容的苏丹危机,是中国外交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直面的挑战之一。中国外交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应对技巧,在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     

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

苏丹是中国外交参与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始终彰显着"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阿外交的成长轨迹。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和苏丹的相互援助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整体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逐步深度参与了苏丹的经济事务,帮助苏丹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国内持久和平。以南北矛盾和达尔富尔人道主义灾难为主要内容的苏丹危机,是中国外交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直面的挑战之一。中国外交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应对技巧,在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     

当代法国青年人政治参与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政治行为与参与特征往往受特定社会形态的影响。今天的法国青年人对体制内参与渠道的认同感大大降低,日益疏离于政治投票及政党、工会生活,转而采用其他更直接更符合个人意愿的政治参与方式。但这种变化并不能说明代议制民主在青年人那里遭遇到认同危机,它实际上反映了青年人对传统政治参与方式有效性的理性反思,是一种对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创新与重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个人经历、社会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参与方式及参与度。     

伦理学视角下的网络反腐

文章从伦理学的视角分析了"网络反腐"的基本涵义和机理,认为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伦理行为,是社会政治参与主体对社会政治核心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参与和舆论监督,网络反腐成败的关键在于反腐信息的阳光透明、及时反馈和长效机制的构建以及政治参与主体的伦理自觉等。通过对网络反腐进行伦理学分析,来了解网络反腐的作用机理、反腐特点以及怎样应对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本文通过在伦理学视角下对网络反腐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比如:进行国家权力主体伦理道德建设、社会公民伦理道德建设和政治制度伦理建设等,来使网络反腐伦理化,制度化,使网络反腐建设朝着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