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土耳其以往单维度、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多维度、多样化的方向逐渐发展,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其外交政策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主要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外交基轴,但并未一味地为迎合美国而在国际事务中处处跟随其后,而是着力扩大国家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独立声音。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出延续性和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发生根本性扭转,外交政策的东移不过是亲西方政策的补充,旨在更好地完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是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其标志着埃尔多安倡导的"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危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新土耳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等思想主张,背后隐藏的却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并被解释为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超越。在国内层面,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数次选举成功后,伊斯兰民主逐步演化为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选举霸权;在国际层面,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动提升了土耳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在土耳其与大国的新一轮博弈中,埃尔多安再次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性。未来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零问题”到安全化：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

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2年,土耳其对外抛出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零问题”睦邻周边外交政策,暂时化解了与叙利亚之间的“冷和平”关系;2011年,为加强中东地区影响力,土耳其选择了旨在使巴沙尔政权倒台的对叙政策,使土叙关系转为全面敌对状态,政策失败引发了土耳其周边外交和安全环境的双重恶化;2016年,土耳其对叙政策调整为“安全化”议程,重回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传统外交战略,但安全收益并未达到合理预期,对叙军事干预政策陷入两难。总体而言,土耳其对外推行的积极进取型外交使其地区影响力达到新的高度,但也造成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对外关系呈现出紧张化的不利局面。在当前中东地区和解浪潮的新形势下,对外缓和是土耳其改善对外关系、缓和国内矛盾的现实选择。对外推行缓和外交、实施“再接触”对叙政策、追求土叙两国关系正常化等对外目标已成为土耳其国内政治新的呼声。     

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舞台主要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集中表现为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打击为主的硬实力对抗.在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和2023年即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实践中,"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遭遇来自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未来,"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既要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等内部困境,又要面临来自周边地区动荡、域外大国的制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敌视等外部压力.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政治与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依托中东格局进入旧已破、新未立的转型之机,逐步形成中等强国型的外交战略。本文从土耳其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该外交战略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

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起伏跌宕,巴勒斯坦问题、土以两国政局变化、正发党的外交理念等成为长期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正发党继续执政的背景下,土以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冷热不均的状态,但双方的地缘环境、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决定了两国关系不会彻底破裂,更不会成为宿敌。     

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动因、路径与限度

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同为印度洋海域的重要经济体,经贸、能源、侨汇构成了双方传统伙伴关系中的三大支柱。在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印度国际地位进行再定位,志在由“平衡型大国”成长为“领导型大国”,也将战略布局从“直接周边”延伸至“扩展周边”,更在外交风格上从“谨慎参与”转变为“积极有为”。在对国际格局、地区局势、国家发展愿景进行综合战略考量、继承“考底利耶主义”传统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莫迪政府延续和发展了“西向”政策并提出“西联”政策,将位处“扩展周边”的海合会国家置于“西联”政策的优先位置。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战略意图清晰、成果显著,以首脑外交引领印海战略伙伴关系提质升级;以能源合作奠定双方战略合作基础;以投资经贸合作推进双方经济改革转型;以防务安全合作提供地区安全治理的有效路径;以人文交流深化印海民意基础。然而,印度外交“多向结盟”策略的投机性、“印度优先”原则的狭隘性、“领导型大国”综合实力不足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化等诸多因素,将对“西联”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构成挑战和制约。     

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公民伊斯兰理论与实践

公民伊斯兰是“9·11”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它首先基于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内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印尼和土耳其是两个典型例子.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政治却处于世俗民族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包括苏加诺的“五项原则”、新秩序时期的统合主义以及后苏哈托时期的多元主义；土耳其则是伊斯兰民主的代表.在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下,政治伊斯兰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下日益兴起.与以暴力恐怖为主要特征的中东地区不同,印尼和土耳其展现出伊斯兰政治的另外一种模式.自由或温和伊斯兰同样体现为美国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外交战略.     

土耳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研究

土耳其积极推行多纬度的外交政策,拓展战略纵深,努力成为一个中心国家;对欧盟的失望推动土耳其寻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2013年1月和11月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表达了希望上合组织接收土耳其为成员国的愿望;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增强;土耳其国内外舆论中有反对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的声音,土耳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土耳其和上合组织关系的发展将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安全。2014年9月,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批准两份关于扩员的法律文件,强调开放包容的方针。土耳其和上合组织关系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及中国中东战略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也是亚欧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中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中东国家经济却在动荡与战乱中艰难前行。从全球经济来看,中国经济和中东国家经济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差异恰恰反映出经济合作中的互补性,双方应该把握历史机遇、利用互补优势、实现双赢的合作。明确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中国对中东战略应该把握好拓展国际政治空间、加强国家安全、扩大经贸合作、注重提升软实力等四个发力点。     

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沙特特殊关系的构建主要依靠准联盟外交，这类外交具有合作载体的非正式性、解决任务的选择性、合作手段的灵活性和战略指向的模糊性等特点。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具有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和单元内部层面三重原因，双方的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强化了准联盟外交。“9·11”事件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由依靠沙特转向依靠海合会其他成员，其准联盟外交战略呈现多元化趋势；沙特则积极利用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美沙各自外交战略的调整使美沙准联盟暗藏危机。     

“9·11”后美国中东战略传播管理研究

“9·11”后，美国的公共外交特别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略传播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美国实施反恐战略的重要手段。本文集中探讨“9·11”后布什政府对中东实行的战略传播策略。通过对美国战略目标、传播途径、策略选择、机制整合等方面进行剖析并对战略传播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作者认为，外交政策和文化差异是影响战略传播效能的重要变量。由此，本文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美国化”到“自主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降,土耳其国防工业经历了从美国化到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得益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国防工业呈现美国化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武器进口方面仰仗美国。1975年因塞浦路斯危机遭遇美国武器禁运后,土耳其国内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国防工业自主化转型的变革。这场变革包括降低国防武器对外依赖程度、增强自主生产能力、强化政府在国防工业发展中的领导角色等多重内容。到21世纪,土耳其国防工业自主化程度不断增强,不仅提高了武器国产化率,还实现了武器的大量出口。国防工业的自主化发展战略既改善了土耳其武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境遇,又为土耳其摆脱与美国的依附性联盟关系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国防工业力量的显著提升,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军火市场和对外关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地区问题乃至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反映出国家经济治理的危机:经济增长缓慢使之成为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经济结构脆弱使之成为缺乏后劲的新兴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失色使之成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的经济治理危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绝对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治理实践在土耳其的失败。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的强势转向。同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表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着力打造的"新土耳其"具有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的积极内涵,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在新形势下有望恢复活力。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及其转型对于全球新兴国家群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土外交新思路

中国和土耳其——在古丝绸之路两端遥望的两个国家,近几个月来由于防空导弹汀购的争议,不断被同时暴露在聚光灯下。虽然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但中土两国注定都不会是输家,此次事件同时为两国未来的外交路线打开了新思路。虽然大部分国土处于亚洲版图,但土耳其历来自视为欧洲国家。"向西看"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2013年在美国访问时,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阐释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美国、欧盟为主的"跨大西洋关系"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周边关系;最后是拓展东亚、拉美等外交新领域。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土耳其遭遇重重阻挠,仍热衷于加入欧盟。即便在东亚关系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不是土耳其的外交重点,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民族感情上,土耳其更重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土外交政策的调整,土耳其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9·11”后美国中东战略传播管理研究

“9·11”后，美国的公共外交特别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略传播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美国实施反恐战略的重要手段。本文集中探讨“9·11”后布什政府对中东实行的战略传播策略。通过对美国战略目标、传播途径、策略选择、机制整合等方面进行剖析并对战略传播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作者认为，外交政策和文化差异是影响战略传播效能的重要变量。由此，本文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大国地位塑造

长期以来,经济外交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一度走向沉寂。普京执政以后,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逐渐清晰,形成了以能源和金融合作为主导的政策体系。乌克兰危机后,为缓解国际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压力,俄罗斯利用其在中东地区的历史遗产和战略资源,充分发挥经济外交的优势,从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全力塑造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东国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年来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也做了调整,即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以能源合作为手段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中东地区日渐成为俄罗斯对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提升大国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要地。     

伊斯兰教与韩国的中东外交

韩国伊斯兰教因朝鲜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参战之故而正式重新传入,历经50余年的发展历程。韩国伊斯兰教在成立合法组织、修建遍布全国的清真寺、完成朝觐功课、翻译韩文《古兰经》以及成立伊斯兰经学院等方面著有成绩,穆斯林人数也有相当数量的增长。韩国中东外交也自1957年因与土耳其建交而开启,韩国主要在中东开展了经济、国际贡献①以及文化等领域外交,在中东地区已具一定的影响力。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对于韩国的中东外交在不同层面多有参与,对于官方的中东外交是一种有力的补充。     

试析沙特外交资源与外交理念

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决定其在国际关系行为中的最根本因素.沙特外交政策依赖的是其海湾大国地位、丰富的石油资源、宗教地缘政治三大外交资源.其外交指导思想秉承的是国家利益至上、伊斯兰宗教情结和国际环境影响三大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