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域外数据执法管辖权的单方扩张

当前,数据基于网络媒介的跨境流动与存储成为常态,这造成了数据来源地与储存地的割裂、数据控制者与所有者的分离、以及数据管辖权与治理权的模糊。考虑到数据之于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的重要价值,面对上述困境,部分国家或区域间组织以立法为背书,针对域外数据加以了扩张性的执法管辖权行使。这其中以美国与欧盟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前者立足于刑事执法管辖权的域外行使,强调对于域外数据的获取由"数据储存地"向"数据控制者"的转变;后者侧重于行政机构的域外直接执法,包括行政处罚、强制等,以实现对域外数据相关主体的直接管控。为应对、监测、防御与处置境外数据风险与威胁,架构执法管辖权域外行使的"中国模式"应是我国下一阶段数据立法的重点所在,并且这一模式的构建应当在兼顾管辖扩张与网络主权的基础之上,以数据本土化为防御措施,以数据控制者管辖为战略对冲,进而实现国家对数据的最高控制权。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从实践情况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之间,以及普遍性和专门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都有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不同措施.国际法规则创新和国内法规则在国际法领域延伸运用,能有效避免和解决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我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及协调——以广东省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和"一国四法域"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各法域之间区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内地现行相关立法存在诸多不足,表现在对区际民商事案件的定性模糊,不当扩大平行诉讼的范围等方面,司法实践中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扩张管辖权的倾向.在解决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过程中,应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灵活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此外还应扩大当事人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国际规制及其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为摄取跨境数据流动所引起的“数据主权”“数据石油”“数据安全”和“数据自由”的最大利益,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进攻性策略巩固其在全球数据流动中的霸权,而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有限理性和国家能力,被迫通过防御性的本地化措施予以应对。可以说,为维护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各国采取的规制策略基本勾勒出全球数据治理格局的图景,也为全球数字治理路径的完善提供一种新分析视角。因此,本文通过审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取向,分析不同规制策略适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结果,演绎出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基本原则,进而在分析中国规制策略不足的基础上,完善中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框架。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的金融企业合规治理

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金融数据跨境开展必要规制已成趋势,有此内在业务需求的金融企业亟须加强合规应对。基于合规的多重内涵,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的金融企业合规应被建构为一个三维面向的综合治理体系。其一,法制立法是前提,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立法的本质即安全与自由的利益平衡,现行立法中金融企业与金融数据的关系错位却导致利益失衡,通过回归立足金融数据本位立场的金融企业合规中心视角方能实现利益再平衡。其二,内部合规是核心,既要贯彻预防性规制理念赋予金融企业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实现自治的法治化,构筑起立基全周期保护义务的全流程合规体系;又要完善“规制-自我规制-元规制”三环耦合,在框架性原则下促进法治与自治良性互动。其三,行政监管是保障,为因应多头监管困境、金融科技挑战与合规动力不足现状,须由统一监管主体创新监管科技、建立多重合规激励。面对实定法依据缺位和未知动态风险,可引入监管沙盒为上述构想落地提供容错纠错的试验机制。     

从数据跨境流动的域外规制看中国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个人权益和国家利益损害问题引起各国立法的关注。各国不同的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模式蕴含其对数据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重视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推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数据向境外输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积极推动数据自由跨境流动,重视数据的经济价值,限制重要数据出境;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模式则重视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建立数据本地化规则,限制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身处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热潮之中,我国政府应坚持以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和国家安全为基础,允许数据在合理范围内自由跨境流动,实现数据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提高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论中国跨法域刑事犯罪的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

在一国内部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 ,虽然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主权因素 ,但是 ,由于各个法域都有自己独立的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系 ,事实上 ,它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刑事管辖权和刑事诉讼管辖权的划分与交错问题。因此 ,在研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时 ,有必要对各个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问题加以探讨。鉴于刑事诉讼管辖权相对于刑事管辖权而言是处于辅助的地位 ,并且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的解决以刑事管辖权的确定为基础 ,以下主要就中国各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进行研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6条规定 :“…     

区域与WTO管辖权冲突协调机制探析——以NAFTA的实践为例

区域与多边协定的并行实践引发了区域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管辖权的冲突,而区域“管辖权选择条款”效力的单向性似乎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这一矛盾.为此,应当寻求一种区域与多边之间的双向协调机制,通过借鉴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处理原则自限管辖权、借助解释工具软化WTO管辖规则的硬直性、运用司法包容策略消解矛盾裁决等可能路径解决或缓和两机制间管辖权的冲突.     

刑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管辖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目前主要有数据存储地模式和数据控制者模式,若两种模式不加改变,单一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皆存在种种不足.现从技术角度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划分,确立"物理层"之上作为网络空间的取证管辖领域;以属人管辖为理论基础,采用网络用户及其行为作为判断取证对象的基准,确立网络最小管辖单位;在明确取证边界与取证对象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确立"数据存储地管辖模式为主,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为辅"的取证管辖模式,对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消除单边取证风险、制衡数据大国长臂管辖具有重要的意义.     

WTO安全例外条款下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的中国方案

WTO安全例外条款基于国家主权原理,赋予了国家在维护“基本安全利益”与“自由贸易”中寻找平衡的机会。目前,国家对该条款的适用需求明显超越预设范围,从国防、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逐渐延伸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因此,面对数据侵权、数据泄露等新型安全挑战,保障跨境数据安全流动的迫切需求,该条款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合理适用为保障国家数据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此,在明确安全例外条款具体适用方式的基础上,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安全观指导,完善安全例外条款解读与援引程序,增强自身跨境数据流动规制能力,从而提高国家对数据安全的差异性保护能力,在高度克制和必要保护间实现数据流动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双要求。     

内地与香港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解决方法

香港和内地虽属同一主权国家,却分属不同的法域,两地之间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难以避免。对涉港民事诉讼的定性模糊,完全肯定平行诉讼以及现有规定的不明确等缺陷的存在,给两地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了应当科学定位涉港诉讼,主要通过司法协商途径解决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中的风险与防范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其蕴含的风险也逐渐暴露.我国目前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主要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来实现,无论通过哪条渠道进行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都有可能影响到国内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一旦这种变化节奏骤然发生或超过一定幅度,就会对货币市场的平稳运行造成冲击,同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资本管制和债务管理都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公民信息跨境刑事案件以及由其所引发的重大电信诈骗案件不断增多,在我国缺乏专门的信息法和跨境合作渠道的背景下,跨境案件的刑法保护必不可少。有鉴于此,首先借鉴其他国家刑法严格保护公民信息的标准,构建以人格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概念、去除“50条”的量刑起点要求、纳入对名誉权损害的考量、增设“非法利用、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罪”等机制,其次提出建立专业警务合作、司法协作机构以及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案件的情报共享平台等具体措施,以增强我国跨境信息案件的刑事司法合作能力。     

关于大庆市跨境资金流动情况的调查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回暖面临多重考验,各国经济增长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各主要经济体政策抉择面临考验。2010年前5个月,大庆市外向型经济呈缓慢增长,推动跨境资金流动多元化结构进一步调整。     

论国际立法趋势下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完善

在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法律规定不仅妨碍各国之间的交流,而且会使国与国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我国的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与他国的管辖权冲突就是其中之一.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维护持续稳定的国际秩序而对相关领域进行国际立法,形成有效、统一的国际法律规范来调整相互间的关系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针对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特点,浅析在这种趋势下我国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完善这项制度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