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维度,是维持乡村稳定有序发展的基因密码和关键锁钥,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蕴涵体现在以韧性优化乡村风险治理预警机制、整合乡村风险治理资源、完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乡村风险治理面临的路径依赖、社会收缩和技术匮乏的韧性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创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范式的应对思路,明晰主体形成韧性治理体系,评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形成差异化治理方案,培育韧性个体激活社会资本内生动能,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     

面向复杂性的复合治理：数字乡村韧性建构的可能路径

伴随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的双重转型，乡村场域的治理主体利益交织、治理客体异质多元以及治理状态交叠模糊等复杂性与日俱增，严重掣肘数字乡村主动适应与调节外部风险的韧性建构。无论是简约治理的化简逻辑抑或科层治理的复杂逻辑，均难以有效化解乡村基层治理日益突出的复杂矛盾，更无法实现数字乡村韧性能力的有效提升。复合治理遵循“以复合匹配复杂”的治理逻辑，与数字乡村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为培育和强化数字乡村的发展韧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价值、主体、功能、制度以及工具形塑了复合治理的重要构成，各个要素协同复合与联动融合，共同推进数字乡村的韧性建构。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

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时期复合型风险中存在诸多积弊。创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工程能力”的应急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面向。韧性概念的提出在丰富公共治理理论内涵的同时也为建构“中国之治”乡村危机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持。依据“解构建构”的逻辑理路尝试提出“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认为“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强调党建引领下的“一核多元”;而“契约信任”是现代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联动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实践应用,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机制、政社互动的秩序维稳机制、长效常态资源冗余机制、社区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和动态调适持续学习机制等方面探究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     

志愿服务提升社区韧性的有效实现路径研究

社区韧性建设已成为当下风险全球化时代城市提升危机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志愿服务的多元联结性、灵活机动性、分工协作性等特征对于提升社区的心理韧性、组织韧性和技术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现实案例的分析得出,当前志愿服务存在志愿者的治理主体地位被边缘化、志愿服务的外部依赖性程度过高以及专业化水平存在局限等问题,应该通过品牌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等方面的建设以应对志愿服务存在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升社区韧性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中以脆弱性风险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指导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塑造乡村韧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基于此对陕西省"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探讨。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塑造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活社区公共精神,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     

脱贫民族地区韧性乡村建设:逻辑、测度与进路

基于脱贫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所处的战略意境、风险环境和问题情境,以生计韧性、产业韧性、生态韧性、文化韧性、组织韧性五大要素构建韧性乡村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11—2020年大湘西地区韧性乡村建设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发现：样本地区韧性乡村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并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三五”时期提升幅度较为显著;各维度韧性贡献力呈不均衡发展趋势且建设水平差异明显,文化韧性、生计韧性和产业韧性是推动韧性乡村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的主要动力源泉;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以“芷江侗族自治县-中方县-溆浦县”一线为分界线且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脱贫民族地区应厚植内生性韧性治理理念,构筑高质量韧性乡村要素体系,完善多元化韧性乡村系统功能,打造一体化韧性乡村空间协同机制,促进韧性乡村建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内在机理与行动路径

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产业韧性强”，具体表征为产业适应力强、产业变革力强、产业竞争力强与产业发展力强。农民教育有助于通过培育产业适应力、变革力、竞争力与发展力而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当前农民教育面临教育体系前瞻性不足制约产业生计韧性生成、教育主体“专家-依附”行为阻碍产业复元韧性锻造、教育活动乡土“祛魅”约束产业功能韧性拓展、教育平台支撑不力阻滞产业过程韧性提升的行动挑战。基于此，应增强农民教育体系前瞻性、加大韧性导向的农民教育制度设计与资源供给，促进农民教育主体观念调适、践行专家系统与农民教育系统并重下的协同发力策略，推动农民教育活动“在地化”连结、转化乡村价值体系，完善农民教育平台多元定位、拓展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以支撑乡村产业韧性水平的整体提升。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反,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性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政策选择

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其价值在于促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挑战;二是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诉求的挑战;三是工业化、全球化及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应当做到：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合作共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提供;完善公务员制度,引导公务员转变观念和行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面向全面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服务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直面“三农”问题的教育类型，能够为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与志向支撑，助推农业强国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面向全面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需遵从要素融合挖掘乡村产业新资源，结构联动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功能驱动延长乡村产业新链条的产业逻辑；主动革新突破乡村人才培养的来源性障碍，多元协同构建主体联动育人的合作化模式，应用引领增强乡村人才发展的适应性机能的人才逻辑；空间承载助推乡村物质文化适应，教学内嵌活化乡村制度文化传承，基因重塑促成乡村精神文化自觉的文化逻辑；理念引导助推乡村绿色发展新生态，绿色供给赋能农业生态产业大循环，行动协同塑造农民宜居乐业新优势的生态逻辑，以及以融合治理推进乡村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的形式有效，以适切性人才培养催生乡村治理新动能的动力转换，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组织秩序和谐善治的目的理性的组织逻辑。     

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开启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新时代,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范式。同时,大数据的"去人性化""模糊化""碎片化"等隐性特征、中国大数据能力不足的现状以及大数据时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必须借助大数据,创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和表达机制;提升大数据应用能力,充分挖掘大数据应用价值;秉持理性思维,防止对大数据的盲目崇拜。这些是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应对之策。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问题与出路

与常态化的治理模式不同,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动具有紧迫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在这种治理行动中,基层政府既要化解风险本身,也要应对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旦丧失了风险治理的主体性,基层政府的风险治理行为不仅可能影响日常治理的进行,还往往会出现形式化治理、粗放治理等问题。从后果上看,即使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应对,却是以基层治理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大量投入乃至社会体系的无法正常运转为代价。为此,面对现代社会中各种风险不断出现的形势,我国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同步推进,一个科学、有效并具有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才是应对风险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保障。     

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以W市D社区的经验为例

韧性是为了应对复合型灾害风险而产生的治理理念。由于灾害或风险往往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因此理解社区韧性治理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社区视为由物理—社会—信息组成的三维空间，通过深入分析D社区应对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行动，识别基于三维空间的社区韧性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物理空间保证硬件水平”和“社会空间约束服务目标”使信息空间得以拓展，并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治理空间；第二，以“党建引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维空间耦合式协同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韧性社区数字治理的协同机制探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立足韧性社区理论分析框架,对荆州、郑州、合肥三地的典型社区个案进行拓展研究,分析总结了三地社区的组织韧性、主体韧性、技术韧性的发展现状,剖析其存在的抗逆性、恢复力、自治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了数字协同、多元宣传、平疫结合等全周期管理路径。不断以数字治理拓宽社区治理深度,以协同治理延展社区治理广度,促进数字协同机制融合互嵌,以期更好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理论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围绕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展开研究,深入探讨其理论意涵,揭示治理主体多元协同化、治理制度完善规范化、治理措施动态有序化和治理工具智慧网络化等核心要素。同时,从现实出发,分析内蒙古边境牧区在应对草场纠纷、草原火灾、动物疫情、非法信贷等社会安全问题时,所面临的理念滞后、制度缺失、主体协同不足和技术支撑薄弱等现实挑战。为破解这些难题,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树立牧区新安全责任观、坚持制度导向实现重点治理与常态化预防相结合、推进主体协同构建牧区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以及提供技术辅助提升社会安全治理效能等路径选择。     

从弹性治理到韧性治理：风险社会治理模式新转向

风险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弹性治理等传统治理模式，弹性治理是对立于刚性很强的官僚体制的重要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推崇。但其过于突出柔性，以过程为导向的特点，使其在风险密集的时代优势不再。韧性治理理论作为风险视域下的新兴理论，以提升组织或治理体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多维度韧性构建为典型实践模式。相对于弹性治理，韧性治理以结果为导向，且刚柔并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未来的社会治理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