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数据流通交易：要素市场细分和基础制度建设

数据流通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数据价值释放的重要途径,但数据交易面临的隐私泄露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阻碍了数据流通。随着技术进步,隐私计算有效解决了数据交易中的隐私问题,使得数据要素交易实现“可用不可见”,数据所有权交易转变为使用权交易。基于数据要素的两权分离,从减少数据交易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角度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细分能够改善交易的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形成区域与行业间网格化的数据交易市场结构,并通过促进数据市场有效分工、减少交易成本、循序渐进形成市场化定价等方式来实现交易双方的帕累托改进,促进数据交易。目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拓展数据流通途径,促进数据要素用权交换和市场化流通,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助力高质量发展。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内涵、开放进程及治理框架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相继制定了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新挑战。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政府数据开放各种技术创新的治理经验,但是相关治理理论发展却没有能够提供统一的治理框架,也未能挖掘出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法律规制方面的理论自足与逻辑自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数据开放的作用,应创制统一的公共数据保护和数据开放基本法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数据开放策略,完善公共数据管理措施,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执法。     

数据税: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OECD提出的“数字服务税”因缺乏充分的经济学理论支撑造成了数据红利分配不均、数据流通壁垒等问题。数据要素确权是强化数据保护和设立“数据税”的前提,据此赋予消费者和政府部分数据要素的所有权符合公平性原则,消费者和政府应是数据要素所有者群体中的一员。“数据税”是实现消费者和政府出让数据使用权而应得的“数据租”,以“资源税”定性“数据税”也准确彰显了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在税收制度设计中,以数据要素为征税对象可以实现数据要素的全产业链监管,以数据要素规模为税基的从量税设计可以解决数字服务税的税收转嫁、双重征税等缺陷。     

基于内部控制框架视角的并购整合研究——以我国医药流通行业为例

并购整合的结果对于并购的成功举足轻重,而对于地域和文化差异明显的医药流通业间的并购整合来说尤为如此。COSO的内部控制框架为医药流通行业的并购整合内部控制提供了工具和方法。医药商业企业并购整合应以内部控制框架体系为基础,从内部控制五大基本要素出发,明确目标,合理设置董事会和治理结构,有效地整合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保持信息透明以及沟通通畅,梳理内控制度和流程,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和紧密运营管控模式,开展内外部监督,达到并购效益最大化。     

基于图书流通数据的藏族大学生文化认知兴趣研究 ——以四川某民族高校为例

以四川某民族高校图书馆2015年至2017年期间藏学院学生的图书流通数据为基础,对藏族大学生的阅读倾向进行了向度和特征分析,认为藏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认知兴趣强烈,具有族裔的和母语的特征。文章认为民族教育工作既需要充分肯定藏族大学生对传承藏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努力,也要注重培养其双语阅读能力,提高藏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兴趣和认同感,警惕和防范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树立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制度——以“智能涌现”为观察视角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制度的构建,应置于“智能涌现”的观察视角之中。“涌现现象”和“涌现论”在不同学科都是传统命题,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涌现”又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对于训练的数据,应注重著作权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但同时亦应在合法框架之下尽可能采集大体量数据和高质量数据,多元数据采集主体负有一系列义务。对于数据的训练,则旨在突出数据的利用规则,通过价值嵌入与技术支撑,防止“智能叛变”,实现数据训练目标,并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的“输出端”。训练数据制度的构建内嵌于人工智能治理之中,在遵循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基础上,“好的数据”原则应成为一个新视角与新范式,通过涵盖“伦理”之内与之外的实践,使人工智能中的数据制度超越抽象性而更具实践性。     

构建以市场为中心的电影流通体制

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电影发行模式日益凸现其种种弊端,严重阻碍了电影业的繁荣发展.要振兴电影业,必须构建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电影流通体制.     

竞争法治下平台数据共享的法理与实践——以开放平台协议及运行为考察对象

数据共享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流通与利用形态,影响着数据采集、深度开发及复次利用的效率,对未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有着重大价值,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诸多法律问题。以开发平台协议规制及运行为例,可以发现其作为数据共享的主要方案存在不少隐性障碍,易诱发各类反竞争风险,如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抑制创新以及隐私服务降级等。为弥合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与现行法治供给不足间的鸿沟,应由私权模式延展至竞争法治,促进数据共享与数据保护间二元价值的动态平衡,构建以"激励开放与有效保护"相协同,融合政府、平台及第三方多元共治为核心的数据共享系统,发挥竞争法治对规范数据共享的支撑与规范作用。同时,在坚持包容审慎的前提下,依法对平台的数据保护与数据共享施行动态监管,搭建竞争法治下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以数据保护夯实数据共享,以数据共享激励数据保护"的数据共享制度架构。     

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法定化,但是该项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文章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从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法律控制、纪律控制、社会舆论监督、增强社区矫正人员的群体意识方面,提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言。     

论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基础——以社会资本为分析视角

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规范与组织网络三要素构成了理解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基础重要视角,它们可能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有效政治资源;政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决定了社会资本培育的向度。     

行政检察监督体制之改造——以行政权监督转向为视角

当下行政检察监督体制亟需实行适应时代要求的变革。在我国现行宪法框架下,以行政权为监督重心,从监督内容、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三个层面来构建行政检察监督新图景是一种可行选择。监督重心因应检察实务的困境而转移,在检察权向一般监督权回归新的理论范式下应重点关注行政权监督;监督范围的确定既考虑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行为,又顾及诉讼外的行政行为,将抽象行政行为重新纳入监督视野;监督方式选择一种多元化路径,在坚持抗诉监督的同时,吸收支持起诉、参与诉讼等监督手段。     

ADR制度研究——以人民调解制度为视角

ADR制度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较为盛行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在实践运作中具有诉讼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视角,以ADR的内在理性价值为核心,客观分析当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内在缺陷,提出完善其构建模式之举措.     

大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以知识产权法为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本质及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大数据产业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对大数据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共识,主要存在技术本体论、数据本体论、工具论、社会关系论和信息资产论等几种观点.作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法律视野下的大数据是指由计算机技术处理的与目的信息相关的全部电子数据及其结果.大数据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电子数据是大数据的外在表达形式,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具有产权意义的大数据必然与人的智慧活动密切相关,从知识产权法的进路分析,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新的财产形态,这是大数据本质为信息的逻辑结果,是民法财产体系类型化的表达,也是知识产权客体合理扩张的实践理性.     

系统论视域下地方政府实现数据开放共享的逻辑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活动,其实施路径必然受到多个系统要素的影响,各个要素的个体功能发挥直接关系着数据开放共享整体战略的效果实现。以贵州省为例,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应该从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和利用层四个系统分别采取"加强物质基础保障,推进政策体系完善","加强平台常态运行,提升平台管理功能","打好数据层‘组合拳’,优化数据容量质量","强化赋能引导活动,提高数据利用空间"等逻辑路径,助力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的完善和提升。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以整合发展观为视角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一方面必须吸收和接受外来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身个性,以使法治发展适应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基于法治发展的这种两难状态,本文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引入了一种法治的新发展观--整合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探析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途径,从而提出在中国实现法治应当对法治要素进行位次排序.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基础与性质——以死刑核准权的变革为视角

受我国传统刑事法律价值取向的影响,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着不足,需要进行改革以达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的最终实现。在这个问题探讨上,基础理论的研究尤为重要,通过对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核准权的变迁与回归历程的考察,可以分析死刑核准权变革的深层次法律意义,探求死刑复核程序建构的理论基础,重新定位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为目前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制度设计上的参考。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机制——以统筹数据保护和利用为目标

基于我国数据保护和利用不足的现实问题、产权制度对资源利用的正反两面影响,以及数据相关政策导向,我国应将统筹数据保护和利用作为数据产权制度的目标。“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通过数据权利束分割实现“权能分离”,基于数据产业链、供应链运行需求,对“三权”进行模块化整合和结构性分置,正是遵循了平衡数据保护和利用的运行逻辑。为进一步推动数据“三权”分置有效运行,首先,须基于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的理念和原则,建立动态赋权与限权结合的确权机制,以及严格授权与附条件默认授权结合的授权机制;其次,在分别完善场内和场外数据流通交易规范的基础上,还需推动场内外数据交易规范及标准的互联、互验、互认;最后,建立分类分级数据信息安全机制,构建多法协同的数据财产安全法律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以社会形态理论的视角审视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的性质与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根据。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不仅是我们制定社会发展路线的主要依据，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基石，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