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     

中国古代茶馆考论

茶馆,唐宋时称茶肆、茶坊、茶楼、茶邸等,明代以后始称茶馆,张岱《陶庵梦忆》中即称茶馆,《儒林外史》中多称茶馆,清代以后就惯称茶馆了.它是一种以饮茶为中心的综合性群众活动场所.茶馆起于何时,史料无有明确记载.汉时王褒《僮约》中有“武阳卖茶”及“烹茶尽其铺”之说,但此是干茶铺,非是卖茶水的坊肆.有关卖茶水的记载,也早有所见,《茶经》“七之事”载:“《广陵耆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但晋时有无营卖茶水生意的茶肆,无从考究.比较早且较明确的关于茶肆的记载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有云:“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据此可知,茶肆在唐玄宗时、至迟在唐代宗时(封演为玄宗、代宗时人)即已出现.又据《旧唐书·王涯传》载:“涯等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又《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一“韦浦”条有云:“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河东记》)这都是中唐已有茶肆的佐证.     

论钟嵘《诗品》关于流派问题的理论建树

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理论,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各文学流派的理论。钟嵘《诗品》对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已粗具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准。《诗品》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包括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     

《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     

“三秦诗派”略析

文学流派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国自魏晋以来,各种文学流派层出不穷、绵延不绝。尤其到明清以后,各种派别,更是名目繁多,争奇斗盛。甘肃古代有没有产生过文学流派?人们似乎还很少考察过。本文拟就有关材料中提到的“三秦诗派”作一约略的考察与分析,这对我们了解清代甘肃的诗坛也还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三秦诗派”的提法见于清代知名学者、嘉定人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写的《刘戒亭诗序》。其中说:“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即今甘肃临洮县)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这里不仅以赞叹的语气明确提到“三秦诗派”,还具体提到了这个诗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甘肃临洮     

《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自由性、松散性,确立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     

邹衍及其学说简论

<正> 一、邹衍及其学派著作邹衍,齐国人,生年后于孟轲,与公孙龙同时。在稷下学宫“学黄老道德之术”,以专修阴阳五行学说为长,是一位权威学者,列上大夫之位。据司马迁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田齐世家》)又“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孟荀列传》),积极为齐王兼并天下而筹策。     

语境“同一”与视角“差异”——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

“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 的“同一”与“差异”均表现在二者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 两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时间关系”应当理解为:风格的群体性呈现流派的存在,而群体性风格的思想倾向则表现为思潮或在思潮影响下产生。整体上,文学思潮在发生学意义上是先于文学流派,而文学流派又以“风格群体”的生成过程再现了一种文学思潮发生的全部过程。文学思潮在其生成过程里,其作为承载或表征社会精神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因素,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发之时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存在着联系。文学流派的生发及其“特异性”是与各主体之间“学养相同”、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和“个性同一性”等因素关联在一起。     

海明威和“迷惘的一代”

一九二六年,美国作家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发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了》,轰动了欧美文坛。作者引用美国现代派女作家革特露德·斯坦因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文学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流派,     

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

将京派与海派同时嵌入三十年代文学的大格局中,你会猛地获得一种历史的“全景”感。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右翼文学之间,本来就有一条宽阔地带,其间活跃着的大半是民主性的文学流派,如果无视它们的存在,便很难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质。京派、海派文学的一部分价值盖源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发展并不完善,我主张对它取一种宽容态度。如果不承认那么多压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识,未曾结社的文学集团,显然对于探索现代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十分不利。所谓京派小说家,当指其时在中国北方环绕《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聚集起来的作者们,包括沈从文、凌淑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肖乾等。我认为一九四七年六月复刊的《文学杂志》标志着京派的     

《两重人格》和意识流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穷人》(1846)受到别林斯基的赞扬和读者的普遍欢迎,他因此被归入俄国“自然派”(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流派)。他的第二部小说《两重人格,戈利亚德金先生历险记》(1847),别林斯基肯定其才能同时指出作品有一个“根本缺点,这就是它的幻想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     

简论稷下学宫

<正> 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出现了并称东帝、西帝的齐、秦两大帝国。齐国也曾雄于天下。《史记》载:“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文化上,齐国也出现过一个鼎盛时期。郭沬若同志指出,齐国“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十批判书》) 当时齐国在国都稷门之下设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任其讲学议论,史称“稷下之学”。《史记·田齐世家》介绍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可能是稷下之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的盛况。纵观“稷下之学”由兴而衰凡五代,历时一百四、五十年,它对战国中、后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都起过积极作用。     

活色天香情意真 莫将“侧艳”贬词人——重新评价宫体诗

在中国诗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种诗歌样式(或者说一种诗歌流派)受到象宫体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横遭种种诟病和訾议:“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梁·裴子野《雕虫论》);“惟以艳情为娱,失温柔敦厚之旨”(清·沈德潜《古诗源》);众多的文学史更是辞趣一揆地批评它“充满色情成分”。甚至近年出版的学术新著也还在说它是“中国封建时代高级的色情文学”(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卷Ⅰ下)。如此的厌恶诅咒,反倒     

曾国藩与湘乡派

湘乡派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面临根本性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标举桐城“义法”,但实际上却摒弃方、刘、姚的基本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以“经济致用”(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致吴南屏书》中均有表述)相号召,不但使濒于“文蔽道丧”、“浅弱不振”(黎庶昌     

"跨学科"视域下外国文学类课程教学模式初探 ——以"法律与文学"为例

传统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大多纯粹从文学角度出发,按照年代顺序或文学流派来讲解,对文学作品中不同作家对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中的同一问题的思考和描述、分析不够;其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的传统授课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不够。遵循“跨学科”理论原则,从“法律与文学”、“经济与文学”、“风景与文学”等视角重新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分类讲解,这有利于学生学科视野的扩展,同时也会增加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深度和广度。文章以“法律与文学”为例,选择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The Jungle）和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ton）的《中国佬》（China Men）为教学的实践内容,同时探究“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和意义,为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南史》考疑(五)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二十六年 )三月丁巳 ,宴于丹徒宫 ,大赦。(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5 1页 )《校勘记》 :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 ,无丁巳 ,四月丙申朔 ,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按 :《校勘记》指实“三月丁巳”之讹 ,甚是。然而其疑“三月”为“四月”之讹 ,似尚可商榷。盖文帝是时宴于丹徒宫并大赦事乃因是年二月幸丹徒而起 ,《宋书·文帝纪》云是年“二月己亥 ,车驾陆道幸丹徒 ,谒京陵” ,本卷上文亦云是年“二月己亥 ,幸丹徒 ,谒京陵” ,所载皆同。考是年二月丁酉朔 ,己亥为月之初三日 ,丁巳为月之…     

文学流派:一个逐渐陌生的文学话题——关于文学流派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考察这些文学流派形成的轨迹可以发现,文学流派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即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走了一条由自觉形成到非自觉形成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文坛上再未形成和出现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流派在当代文坛已逐渐成为一个陌生的文学话题。文学的世俗化、作家的自我膨胀心态、网络文学的自由开放,以及文学讨论与批评的弱化是文学流派在当今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应当改革

许多作家,中文系的学生以及一般文学作品读者都“朦胧”地,却也是较为一致地感到我们的文学理论著作、教材、讲义(如《文学概论》)对于艺术欣赏与文学创作的帮助不太大,俗称“不解渴”。王德勇在《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上撰文说: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构成、框架及表述方法)存有弊病,亟需改革。 一、现行的文学理论(《文学概论》一类书籍)体系,主要是以哲学为基础,以认识论和政治的观点来观察文学现象,以苏联五十年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五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论、文学作品的构成与分类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论、文学的创作过程论以及文学的欣赏与批评论为内容,插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述与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实例”而构成一个“框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是宽泛的铺陈式的结构,而不是小而紧的掘进式的结构。 这种“五论”体系,主要来自苏联季莫菲也夫的《文学概论》这样一个“模式”。粉碎     

“桃花源”文学原型的图像置换

“桃花源”是显现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社会,但其意蕴内涵却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桃花源”题材的图像创作推动了“桃花源”意蕴的演绎与发展,这种创作以《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文学原型为核心,立足语言与图像符号在表现中的互通与交叉,通过对文学原型“出位”元素的表现,将源文本中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以及文学意象置换于图像世界,创造了图像世界的“桃花源”,“桃花源”形态与意蕴在不同主体、相异符号的置换性创作中得到不断衍生与发展.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