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饥荒——对“森命题”的解读与解毒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的本质不是粮食短缺,而是权利的失败。民主可以预防饥荒,权威政体引发饥荒。饥荒与政体无必然联系,而与政体对公共政策的选择直接相关。要免于饥荒,无论何种政体,都必须追求公平的增长。     

解读粮食安全问题的新视角：开源节流并举——兼论河南家庭粮食消费损失现状及对策

面对当前严峻的世界粮食形势,我国特别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但是粮食节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面,提高粮食利用效率、节约粮食,杜绝粮食浪费,也应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重要举措。从河南省家庭粮食消费损失现状调查结果看,现阶段我国粮食消费过程中的损失是很大的,提出：树立合理饮食观念,提倡适度消费;普及粮食营养知识,倡导科学消费;调整粮食结构,使消费结构、种植结构和营养结构相互促进、互为引导;完善粮食利用体系,提高粮食利用率和转化率等粮食消费减损对策。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饥荒与农村人口的关系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而直接导致了全国性、普遍性的大饥荒,加之国家对城镇地区实行较为倾斜的社会政策,这些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死亡及发展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饥荒使人口结婚率下降;大饥荒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大饥荒使人口总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这些影响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     

20世纪30年代前后罂粟种植与饥荒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民国社会毒祸横流,植烟面积达8000万亩,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6.8％。由鸦片引发的饥荒在当时频频发生,以云南为例,“云南饥荒,系因种植鸦片过多。……今后若不自种粮食,则饥荒永不得免!”鸦片是怎样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引发饥荒的呢?     

粮食危机、获取权与1959-1961年大饥荒的再解释

无论诉诸于农民退社权的剥夺、公共食堂,还是从政府救济能力、城市偏向的供应制度,这些单个因素或视角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地理解大饥荒发生的真正机制与根源。将解释大饥荒的各种因素纳入到一个能够包容各种假说在内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增加了一些被现有文献所忽视的因素如家庭储备与社区共济机制失灵等因素。对大饥荒研究存在的两个重要争论是可以得到消解的,显然,关于大饥荒发生的解释应该同时侧重于粮食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关于Sen的粮食获取权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非市场经济的大饥荒进行解释。     

制度创新实施机制的极端超越：大饥荒分析视角

对于中国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具体问题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得出：建国初期的公有化的制度创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极端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造成对农业的剥夺,另一方面把农村纳入工业化战略体系,从而造成对农村资源的任意支配和粮食高征购,使人均粮食占有急剧减少,引发了令人震惊的大饥荒,制度创新实施机制的极端超越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在香港观察中国的粮食安全

从田头到餐桌,中国粮食浪费达19%,其中消费者的浪费占7.3%。这些粮食浪费相当于浪费1350亿吨水、3.9亿亩耕地。如果我们只讲供需,把浪费当消费,认为进口粮食就是进口土地和水,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有限资源下的可持续问题。如果我们只讲经济逻辑,把粮食仅仅当商品,那么我们看不到国际市场的粮食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操控物件,看不到经济逻辑背后的垄断问题,也就看不到依赖进口背后的自主性缺失问题。     

科技创新与21世纪中国粮食发展战略

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进步的大问题。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粮食问题 ,把粮食生产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中国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 ,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和粮食价格的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0多年来 ,粮食生产呈阶段性变化 ,粮食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但粮食区域性供求矛盾突出。当前主要问题表现在科技力量投入不足 ,生产成本上升 ,浪费严重等。为解决粮食生产中的宏观问题 ,实现 2 1世纪粮食发展战略目标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解散“疗养食堂”之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之一

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     

人类会受到饥饿的威胁吗?

世界粮食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表现在世界某些地区发生了饥荒,而且还表现在粮食出口国的粮食储备量日益减少。1961年,世界几个粮食出口国的储备量可     

中国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机理分析

选取耕地保护政策、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农业税费改革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以及农业生产科技政策等六个政策,分析了粮食生产政策作用于粮食生产的机理。     

粮食供给的路径依赖与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粮食净进口量也在2004年起逐年大幅增加,进口依存度已超过10%,且进口粮食的来源国集中度高,使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在分析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粮食供给的路径依赖及影响粮食供求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     

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收益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收益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粮食的自然、社会与经济特性决定了农民种粮经济收益偏低;较低的种粮经济收益驱使农民的主体行为选择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发达国家粮食生产经验也表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收益,增强其种粮积极性.我国粮食总产量与粮食人均占有量均呈"N"形波动,呈现非稳定状态,表明我国粮食安全存在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种粮经济收益低且呈明显下降趋势.为缓解这一趋势,切实提高种粮经济效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需创建以控制种粮成本、降低种粮风险、提高粮食产品价值为核心的三维框架体系.     

农业基础建设与粮食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91—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

以我国农业基础建设与粮食产出关系为研究对象,以1991—2009年为研究时间序列,运用C-D生产函数进行对粮食总产量、谷物总产量、稻谷总产量、小麦总产量和玉米总产量的双对数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业科技仍然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第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增加有显著性影响,但我国稻谷产量对农业机械化要求不显著;第三,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比较显著,尤其是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第四,我国加入WTO对粮食产量具有负面的影响。     

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这势必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观察乡村人口变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粮食需求分别呈现波动性减小和基本稳定并伴随小幅波动的趋势。其中,口粮消费逐渐减小,消费动物性产品引致的饲料粮需求不断增加。第二,农民工的粮食需求既高于农村居民,也高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介于二者之间。第三,粮食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其中,稻谷基本稳定,小麦小幅度减少,玉米大幅度增加。第四,粮食产量总体上波动性上升。稻谷和小麦产量缓慢波动性增长,玉米产量持续稳定增长。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及法理反思

粮食主产区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种植特定粮食作物的区域。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粮食生产,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较高,粮食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学界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目标和原则、利益补偿的主体和客体、利益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以粮食主产区补偿基金为中心的有关问题等领域。对研究的整体评价是,既有成果众多,法学研究缺位;政策建议富裕,法律应对缺欠;应景分析完整,理性反思缺略。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

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粮食产业包容性增长及实现路径探研

阻碍粮食产业包容性增长的问题凸显在：生产基础条件薄弱、基本要素配置被严重扭曲;粮食购、销市场分裂割据,购、销价格悬殊;生产成果效益被剥夺。要实现粮食安全,实现粮食产业包容性增长,必须统筹产业改革,增强粮食产出保障能力;完善市场机制,提高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健全反哺机制,提升产业效益保障能力。     

我国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的环境成本研究

施用化肥对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用于粮食生产的化肥施用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文章采用1983-2010年的数据,运用比较法和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化肥施用量以年均4.57%的速度增长,是粮食增速的3.52倍;单位面积粮食产出的化肥投入边际效用以年均1.58%的速度降低;粮食化肥施用的环境成本以年均7.4%的速度增长;化肥使用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增加0.32个百分点,化肥施用的环境成本增加1.74个百分点。最后,针对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化肥投入的污染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分别从农业化肥投入总量、强度、结构及其粮食增产效应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化肥投入现状和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清单分析方法,定量测算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数量。研究发现,中国化肥投入强度已远超发达国家设置的225kg／hm2的施肥上限,并呈现出从东到西递减的特点;化肥投入结构仍不合理,利用效率偏低,养分流失现象严重;化肥投入的粮食增产效应已变得不显著,单纯靠增加化肥投入以增加粮食产量的做法已逐渐行不通。同时,过量和不合理施用化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面源污染,化肥投入面源污染呈现出典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