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从契丹诗歌的演进看契丹人的汉化进程

契丹诗歌留存不多,但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却十分丰富。契丹诗歌的演进过程,就是契丹民族汉化进程的形象展现。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契丹民族的习俗由“无礼顽器”到文质彬彬;思维模式由简单平直到二元对立;情感由简单粗放到委婉细腻;思想意识由原始状态到汉民族多种哲学相互融合。     

契丹文学与辽文化的关系

契丹文学主要是指契丹贵族的文学、由宋入辽文人文学以及契丹民间文学这三个构成部分。契丹文化是孕育契丹文学的母体,契丹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其特有的游牧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契丹民族崇武尚勇、粗犷豪放,该民族风格特征是由本民族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地理、人文、生活习性、居住特点所决定的。这一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契丹文学,此外,契丹文学作为契丹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旅游方面的开发价值。     

野生食物资源与契丹社会

契丹人因其游牧生活的特性和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其食物结构中野生资源占有相当的比重。契丹人食用的野生资源有野生动物,如禽鸟、走兽、鱼类;野生植物,如莲藕、野葱及韭菜等,还有诸多野生山果。这种独特的食物结构造就了契丹人的独特体质和民族性格,同时对辽代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朝对契丹的政策

契丹在唐朝时期可分为外蕃与內蕃两部分。在唐朝羁縻统治下的契丹八部称为外蕃契丹,被唐朝编入户籍独立于八部之外的契丹部落是为內蕃契丹。根据北方政局的变化,唐太宗对外蕃契丹建立羁縻州府加以安抚。唐高宗与武则天在此基础上,采取武力镇压与实行质子制度。唐玄宗在前任统治者的基础上与外蕃契丹进行和亲,同时在其内部任命衙官分割联盟长的权力。唐朝将內蕃契丹编入到国家户籍当中,承担租庸调等义务,并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移民政策,与外蕃契丹保持分离。这样既能发挥外蕃契丹保疆扩土的职能,又能起到分化契丹族整体势力的作用,最终壮大唐朝的实力。     

契丹的文化发展及对中国东北部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契丹文化发展对我国东北部地区的文化进步有着重大影响。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契丹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阐述其文化特点和艺术成就,进而讨论其对北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浅析契丹人的生活形态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它源于宇文鲜卑,曾建立了强大的辽国,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金灭辽之后,契丹逐渐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到现今为止已很难找到契丹人的种种生活习俗。本文从契丹的族源入手,通过对契丹人的社会组织、社会生产、婚姻形式、家庭形态四个方面的论述,让人们对契丹人建国以前的生活形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满族迁徙神话的文化解读

满族先民世居北地,由于气候、战争、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曾进行不同规模的迁徙,在族群历史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这些被选择保留下来的迁徙记忆在族群认同以及原始崇拜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大量迁徙神话。满族迁徙神话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复杂的迁徙原因映射了先民在早期社会生活中面对的种种困境,神性、人性各异的迁徙领路人表现了满族及其先民始终不变的祖先崇拜与族群认同,迁徙结果则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满族先世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因此,满族迁徙神话以集体记忆的话语模式勾勒出了满族先民的生活轨迹、审美追求,为追溯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建构多元一体民族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资料。     

论契丹女性的民族意识和军事风貌

论述了契丹民族中女性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介绍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契丹女性。     

契丹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的汉化

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契丹文化处在较高的阶段，因此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和吸收了汉文化，当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契丹文化的源流及其历史影响

契丹文化是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文化包括本源文化、主源文化和他源文化,以本源文化为主,同时吸收了主源、他源文化而最终形成。主源文化与他源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契丹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发展中深刻影响到周边的民族。     

契丹创名研究的新发现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她曾建立了辽王朝。辽朝建立以前的契丹历史,史书记载或阙或略。由于史料不足,以至契丹族的创名,古籍中异说并存,成为辽史研究的纷歧问题。笔者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字学领域,运用现代词典学理论,由字典辞书作者的时代推阐其所收单个字词指称对象的客观世界,发掘新的文献资料,为契丹创名再作考辨。     

论金元时代契丹人的民族心态

契丹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从其建立的辽朝到金元时期 ,几百年间 ,形成的汉契一体的大中华观念非常可贵。在金元时代 ,这种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更为突出 ,对蒙古统一全国及元朝的发展都曾产生积极影响。研究金元时期契丹人的民族心态 ,将有助于对这个民族的更多了解     

论契丹民族文化特征

就契丹民族在文化上的民族性、地域性、同化性和多元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契丹民族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创造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由于地域上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它服饰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契丹的由来和辽代的建元（上）

根据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对契丹民族的名称、由来、发展、地位、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契丹是黄帝的后裔,从汉代进入畜牧业时代。辽代实行唐代的文化制度,是当时东亚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在我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再考

“白狼水东”是地域古称 ,泛指现在大凌河上游牛亡牛河以东流域 ,笔者认为是现在阜新一带。由于近十年来 ,辽代和契丹族历史与考古多有新发现 ,对此有些至今未见研究论述。笔者简单介绍了近期有关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研究的10项考古发现及研究情况 ,目的是为学术界所了解 ,便于有更多研究问世     

乌孜别克族乃蛮部落的起源

乃蛮部落在乌孜别克族形成前就已经存在,其历史可以上溯到辽代。今天乃蛮部落不仅在乌孜别克族中存在,在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乃蛮部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突厥语,蒙古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蒙古语。乃蛮部落的形成,融合了金山地区的回鹘、黠戛斯余部以及当地其突厥语小部落。成吉思汗征服北方草原后,直到15世纪前后,在蒙古人的主导下,乃蛮部落参与了乌孜别克族的形成和发展。     

从考古发现看辽代契丹族的饮酒习俗

辽代契丹族的饮酒习俗很多,有礼仪饮酒、喜庆饮酒、祭祀饮酒、奖罚饮酒等,契丹族对酒的生产与管理有着独特的方式,契丹族的饮酒用品同草原游牧生活息息相关,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中发现随葬有各类酒器,辽代壁画中多描绘有饮酒的场面,辽代酒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女真族向中原的迁徙以加强对汉族的控制为目的 ,客观上推动了黄河以北社会生产的恢复 ,也使女真族更多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熏陶。汉族向东北地区人口的流动 ,虽具有对中原经济文化破坏的性质 ,却为东北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先进技术和工具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加快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契丹族的迁徙是伴随着金朝的血腥镇压和强制同化进行的 ,造成了契丹族影响日微 ,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金朝社会的人口流动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社会政局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     

大厂回族来源考

大厂回族自治县位于京三角交通要地,是距离北京较近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回族在此聚居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因素,回族形成之前的域外穆斯林及其他民族融入、回族形成后的军事移民、政治移民、经商回族流入、外国穆斯林后裔等是大厂回族先民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