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专制官僚政体的确立和政府机构的设置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六国吏治之腐败和因权力分散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之无能,对国家吏治即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了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集统治大权于皇帝一身。皇帝之称自秦始。皇帝之下设中央政府,辖行政、军事、监察、宫职四大系统,地方则设郡、县。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便是官僚制与郡县制的紧密结合。秦的这一高度集权同时又层层约束的官僚政府体制,使地方集权于郡县,郡县集权于中央,中央的将相百官听命于皇帝,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组织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从而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相对于六国诸侯分权、贵族执政、任人唯亲的管理体制,秦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体制在治理国家上是有效的,因而是一大进步。     

论中国封建社会多元一体的羁縻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又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册封)封国制和羁縻府州(土司)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既打破民族间的隔阂与分裂状态,也是中国各民族日益统一的政治基础。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从两次大规模分权角度来重新认识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针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病,中共领导试图通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大规模分权来构造一种全新的体制,发挥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信息优势和释放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潜能.但这种在传统计划体制框架下运用过去具体管理方式的做法,必然因只关注到我们以往在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外在分权形式,忽略了这种分权赖以成功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一开始就注定这种单纯靠"移植"具体管理方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存在着换汤不换药的重大缺陷.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绵延的社会生态因由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绵延是传统中国特定社会生态环境因子直接作用的结果。长期绵延发展的自然经济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超稳定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确保政治系统的稳定发展;高度集权的以官僚为支撑的君主专制政体,促进官僚统治的长久维持;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臣属型政治文化则为传统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提供权力合法性基础和价值理念。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探索

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不断深化、日趋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55年底),仿效苏联模式阶段。苏联模式就是以政治上高度集权制和经济上高度计划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建国初     

法治框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解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近30年以来,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放权"为基本特征,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中央权力高度集权的关系格局,却依然无法有效应对实践中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实现中央与地方权责的科学定位,完善程序制度建设等途径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浅谈政府行政决策制度体系的改进与优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政府决策体制在实际社会层面上,依然为中央高度集权制的权力型体制,并没有完全脱出其传统的模式。为适应改革开放20年来,一系列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作为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决策制度体系,应当紧跟形势不断改进与优化,从社会转型与政府决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定位。一方面社会转型有赖于政府正确、利学的决策;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又必须以社会转型的目标取向为依归;从而创新行政决策制度体系。     

北宋的集权与分权

北宋最高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采取了一系列集权与分权措施,主要有:(1)打击藩镇势力,将地方的兵权、财权和赏罚刑政之权等收归中央;(2)加强中央集权,按“分割事权”的原则设置各级政府;(3)为加强中央集权,不仅分割事权,还分散军权。分析这些措施的利弊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集权与分权的思想和实践,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与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形成的集权分权理论具有本质的区别。     

论明代官僚政体的双重特色

论明代官僚政体的双重特色高春平一、双重机制的诸多表现明朝从朱元津立国伊始，就继承和吸收了以往加强君权的经验，并根据统治的需要很快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政体中存在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从而使君主专制发展到高度强化的地步。然而，集权过度...     

西汉中央政权组织结构形式及特点

西汉历时二百多年与其特殊的中央政权组织结构形式有很大的关联,西汉中央政权组织结构呈现直线集权阶梯状,其特点有三,一是高度集权的直线管理网络;二是阶梯状层级晋升制度;三是极致的精细化分工.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刍议新时期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新时期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着权力本位观念浓厚、保守守旧作风严重和权力滥用、消极腐败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高度集权制行政模式、官僚主义行政传统和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政府制度、政府形象和政府理念三个方面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     

汉武帝“甘泉卤簿”有无“黄门鼓吹”考——基于政治文化及制度史的考察

“黄门鼓吹”作为朝廷礼制中的重要部分,其在武帝朝的确立体现出一种新的礼制建构及政治权力观念,也反映了西汉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演进历程。本文从制度史维度,爬梳“甘泉卤簿”所涉车舆制度、服色制度、郊祀制度的变革情况,围绕改制时间、要素、理念、历程,讨论汉武帝朝与“黄门鼓吹”“甘泉卤簿”三者交集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认为“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利用“甘泉卤簿”宣扬改制理念,展示集权建制成果的礼仪之器、必备之物,在汉武帝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宗羲与顾炎武分权治理思想辨析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走向末路,明末清初思想家秉承批判的精神,大力抨击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传统国家治理理念,提出了对社会治理规范的新探索。其中,黄宗羲与顾炎武针对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弊病,提出了以削弱君权与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分权治理理念,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研究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国家税权的划分,不仅涉及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且涉及宪法对中央与地方两级国家机关的权力控制和对人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各国税权划分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高度集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适度分权模式。参考世界各国宪法规定,借鉴世界各国宪政文明的普遍经验,完善我国的宪法税条款,明确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论宋代官制之弊

宋代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冗官制的腐败尤为突出，冗官现象为历朝之最。本文通过对官制之滥、冗员之多、循资之甚、耗费之大，“省官”之难等弊端的分析，得出结论：冗官是宋代独特的君主专制集权政治的衍生物，要根治是不可能。     

传统官僚制现代流弊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向选择

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     

俄罗斯政坛出现三大趋势

最近,俄罗斯政坛出现三大趋势,一是强化国家政权,实行总统集权;二是改变政党格局,形成一党为主;三是规范民主生活,走向"可控民主".目前,普京总统集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令西方国家为之担忧.但这种情况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符合俄重振大国地位的现实需要.由于时代条件已截然不同,俄罗斯不会再回到苏联时期和沙皇时期,普京的"集权"模式也不可能变成"极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