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杨泉

杨泉,是三国、西晋时期反映了当时江南一带新学风的一位深究“自然之理”的优秀思想家,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应有一定地位。但因他隐居不仕,正史无传,著作久佚,宋以后即长期湮没无闻。清代辑佚家曾对其久佚的著作有所辑录,但不够精审;近世学者刘汝霖、杜国庠等对其思想贡献开始有所论列,又大都不甚详实。为了全面考察三国、西晋时期的学术思想战线,无疑地应当重视北方土族名士“大畅玄风”所掀起的风靡一时的玄学思潮,探究     

西晋政治与玄学

关于魏晋玄学的研究,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玄学在三国魏时已完成了它的基本构架,到了西晋,玄学发生了变异、扭曲,实际上已蜕变为儒学。笔者通过对西晋政治与玄学的考察认为西晋时期的玄学总的构架仍然是以道学为主体容纳和改造儒学,所不同的是由三国魏时崇尚老子学说变为崇尚庄子学说。玄学在西晋时代对于政治和社会     

西晋玄学思潮管见

西晋玄学也称中朝玄学,指兴盛于西晋中后期元康——永嘉之际的玄学思潮。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玄学思潮没有得到重大发展,也没有出现有重要理论建树的玄学思想大师。但是,这一经济政治和平发展的时期,新旧势力的对比却慢慢地发生着重大变化,为元康之后的玄学突起埋下了伏笔。首先,在占田制、荫客制及九品官人制的促进下,庄园经济得到了大发展,     

齐物养生，与道逍遥——魏晋游仙诗与玄学

“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魏晋时期,各种诗体纷呈,游仙诗亦于此时大盛,这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玄学密切相关。本文拟就魏晋游仙诗与玄学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皇室婚姻身份性变化对外戚政治的影响

三国两晋时期,皇室婚姻的身份门第不断加强。这种变化,使外戚对政治的影响逐步加大。三国时,外戚在政治上无多大作为;西晋时期,外戚利用政治婚姻,操纵中官,攫取政治权力;东晋外戚大多都程度不等地参与了政权甚至辅政,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向秀《庄子注》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向秀《庄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误解。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虽然注释《庄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开始于魏末,但是作为一部未竟的遗著,其最终“成书”,是作者的逝世时间——西晋成宁元年(公元275年)前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随嵇康,以《庄子》“人性自然”为旗帜反抗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之治,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强权,成为西晋王朝的高官。他的《庄子注》,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反映了西晋前期玄学思潮的时代精神。从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摈弃了魏末竹林之游的偏激倾向,回归了正始之音,以《庄》学形式,重复着儒、道合一的玄学主题,但是终极关怀却发生重大变异: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被个体生命的舒适所替代,汉魏之际儒道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化为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认同。由于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适合元康名士的理论胃口。因此,在玄学第二次高潮到来的元康时期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于世。而当元康玄学因八王之乱再次跌入低谷时,其理论价值才被郭象重新发现。郭象以其完善的本体论学术方法,成功地吸收了向秀的思想精华,使“名教”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玄学本体论与《文心雕龙》

玄学为六朝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刘勰也屡屡论及玄学,并对其著作予以极高的评价:“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论之英也”。那么,《文心雕龙》是否受到玄学的影响呢?本文不揣浅陋,将从玄学本体论的角度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汉儒论宇宙自然主要谈构成,至王弼始用“得意忘言”这把“奥卡姆的剃刀”删芜削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西晋玄风与咏鸟赋的意象创造

谈玄之风始于正始年间,持续至东晋末期。玄风对两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玄风影响,西晋时期咏鸟赋的创作较为繁荣,其意象类型主要有:"玄鸟"意象、"逸鸟"意象、"儒鸟"意象等。三种鸟意象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期的咏鸟赋创作既与政治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玄学风气密不可分。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玄学本体论与《文心雕龙》

玄学为六朝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刘勰也屡屡论及玄学,并对其著作予以极高的评价:“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论之英也”。那么,《文心雕龙》是否受到玄学的影响呢?本文不揣浅陋,将从玄学本体论的角度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汉儒论宇宙自然主要谈构成,至王弼始用“得意忘言”这把“奥卡姆的剃刀”删芜削繁,建立起玄学极其精致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玄学本体论是玄学探讨世界万物本原或本体的理论,何晏、王弼诸人视“道”为宇宙本体,故尔亦称“道论”;王弼改造《老子》思想,以“无”规定“道”,“道者无之称也”,“无之为用,无爵而贵”,表现出浓厚的贵“无”倾向,故尔     

从左思风力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创新探析左思风力之成因

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都继承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样具有“风骨”之力，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左思风力对建安风骨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但左思风力有着不同的形成背景与原因。左思早期秉承儒家的济世思想，因家世、外貌等个人原因与西晋社会的门阀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矛盾，加上社会动乱与玄学思潮的双重影响，最后走上归隐之路，这使左思内...     

试论魏晋“清谈”的含义

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论著甚多。关于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对“清谈”含义的理解,诸家看法虽似大同,实则异趣。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等多持“清谈即玄学”的看法。从今人著述来看,见解亦不相同。不少人仍坚持“清谈即玄学”的观点,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清谈’或称‘玄学’……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王仲荦先生认为,在曹操执政时期,“作为清谈的主流来说基本上还是为名教服务的”,到了魏晋之际,清谈便转变为“言及玄运的清谈玄学了”,实际上也认为魏晋清谈即是玄学;一九七九年出版     

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究

西晋著名作家张华与分化竹林玄学的名士王戎，共同行进在玄儒兼治的积极入世道路之上，其源流是正始玄学“崇本息末”命题。然而深入辨析则会发现，这条道路是一段归旨不同的殊途：王戎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而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张华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委命顺理玄学情绪并非是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王戎入世道路纵诞玄虚，则在根本上其实背叛了竹林玄学虽“越名任心”而忠实名教的时代精神。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