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

华南研究可以从地域和概念两个层面去理解,但方法论是华南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涉范围,即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在这种学术旨趣的指引下,国内外一批地方社会文化学者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超越华南”或“告别华南研究”之所以提出,即在于“希望走出华南,到中国其他地区去,延续他们的问题关怀与方法实验。     

论法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地方制度的逻辑起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步入了合理运行的轨道。社会政治关系开始以一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被规范着。中央与地方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必然转换成一种合理的法律秩序。     

新时期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 ,在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新时期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仍需进一步调适。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角色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 ,加强法制化建设 ,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 ,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良性动态平衡 ,对深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政府职能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色科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

色科寺是青海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在青藏及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清廷至民国政府都给予色科寺以崇高的待遇,使其逐步成为青藏地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透过色科寺与清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不但可探讨中央治理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及其演变,也可分析清代以来中国的"园家(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及其变迁。     

国外地方自治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借鉴价值

地方自治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如同市场经济,它也属于管理的形式和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采用地方自治的论述。在学术上积极探讨地方自治,对改革和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从条块分割走向协同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取向探析

垂直管理是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配置,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收权促使了垂直管理的兴起.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等问题,因此,必须对这一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构建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借以达到二者协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目的,是优化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现实选择.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个共同代理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三方之间的博弈,并着重从激励的角度讨论了中央是否应该限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表明,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互补时,地方政府与地方之间的交易能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因而中央应该选择容忍；而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竞争时,该结论也有可能成立.最后,我们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的原因.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是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方势力公开与中央对立,体现了汉族地方官僚的成长及其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下中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     

中国财政治理中的地方精神及其限度

地方政府因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成为理解一国财政制度的切入口,同时也被视为决定一国公共财政治理好坏的关键因素.在一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各地区往往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语言、习俗、禁忌等历史文化传统,也就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精神.故如何利用地方精神,调动地方积极性一直是公共财政研究者们关心的复杂议题.本质上,发扬地方精神,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妥善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以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作用,并防止地方精神异化为地方主义.本文分析了中国财政治理中地方精神的积极作用、发挥作用的条件及其限度.最后,本文给出了一些完善正式财政分权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有效培育和发扬地方精神、释放地方活力有所助益.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大通县城关镇城隍庙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功能

中国民间的城隍信仰及其庙会活动由来已久。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是个多民族地区,其城隍庙会活动,是一种集信仰城隍民间祭祀、商品交流与民间技艺汇演于一体的、以隍庙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活动,反映了这一区域内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多元信仰,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状况。     

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 --关系网络角度的考察

孙中山的身世背景具有鲜明的边缘特征,与正统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他走上反清道路的结构性缘由.个人关系网络的展开,则使他的身份愈益边缘化,并助长了他反抗正统社会的心志.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因其边缘身份而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青年孙中山,便走上了反抗后者的道路.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分配的法律研究——以西部油气资源开发为例

我国在资源开发中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分配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矿产资源法>中,通过分析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晰法律规定背后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找出当前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有关规定的法律构想:具体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事权、财权;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划分提供法律保障;加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合作关系.充分调动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共同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地方分权的未来走向及其现实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的结构及其关联态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在建国之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1978年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行政性分权的战略使地方分权成为事实,但是由于转轨经济和传统集权式体制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当前的非规范性地方分权的局面,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划分.     

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

自16世纪欧洲人涉足华南的洋面开始,澳门及广大珠三角地区的船民,就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卷入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之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因为与外国人频繁接触而有所影响。本文集中讨论16-19世纪间专门为欧美来华贸易船只担任引水人的船民的状况,探讨在这个长时段的华洋贸易的过程中,这些在中国社会的格局里往往被视为地位低下的船民,会接触到什么外国的事物,有怎样的交流机会,以及这些经验对本地社会有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清代非直省地区的法制特点初探——以蒙古、回疆及西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清政府对蒙古、回疆及西藏这三个非直省地区的立法中既彰显中央王朝的意志也充分体现地方利益。在司法审判中,对于事关国家主权及重大刑事案件保持中央绝对权威,同时允许地方固有法的存在,形成了清代非直省地区立法与司法上的多元化特点。这一特点实质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两种政治力量博弈的法制化表现。     

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