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进程与路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其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美俄博弈、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江中游城市群不能走现有城市群发展的老路,其路径必须具备自己的特色,应该创新先行、智慧驱动,成为我国跨界合作开放发展先行区,社会主义城镇化示范区,世界智慧经济增长极.为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必须迅速克服其当前外向型经济水平低、全球分工参与不足、武汉的长江流域中心功能与地位被人为弱化等问题.分三步走,创建跨界协同发展基金,打造武汉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打造长沙和南昌国家级智慧城市,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水陆空铁三角,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自贸区,推进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中心城市国际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重要保障.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经济网络及其空间组织战略

本文基于运输成本和网络分析方法,重点探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经济网络及其空间组织战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城市交通物流竞争力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是第一层级,和长沙市和南昌市相比,武汉市遥遥领先;湘鄂赣三省都已初步形成大致均匀和相对紧密的运输成本空间格局,长株潭城市群更加均匀分布,交通物流联系网络较为密集。武汉的交通物流枢纽地位十分突出,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一枝独秀",是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物流-经济网络发展的"龙头";目前,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频繁和密切,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一些城市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环鄱阳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的地位有待提高,需要积极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构建,加强中心城市增长极功能的培育。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及不同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外资利用四个层面分析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湖北和江西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先增后减再增的"N型"特征,湖南则呈"正U型"特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科技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因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均存在一定的影响,且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民生福祉增进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民生福祉增进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民生福祉水平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且2014年以后高于全国水平;(2)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增进民生福祉,且具有城市规模异质性;(3)人口流动、外贸市场、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普惠金融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据此,应深化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加快转变特大超大城市发展方式,有效促进人口合理流动;着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内需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长江中游城市群低碳发展的实践指向

处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三个城市群同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绿色发展的先行试验区,具有低碳绿色发展的共同需求。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低碳"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又具有区域合作的迫切性,需要加强区域低碳合作提升竞争力。同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三个"小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似,没有明显的梯度性,属于互补型的共赢合作,应重点在制度、产业、技术、交通、生活消费等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长江中游地区市场整合测度——基于湘鄂赣皖四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四省计划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通过价格法对湘鄂赣皖四省1995—2012年九大类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市场整合程度的测度,用市场整合程度分析和评价四省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研究表明:四省总体市场整合程度不断增强,湘鄂两省市场有分割趋势;四省省际市场整合平均程度从高到底排名依次为安徽-江西、安徽-湖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湖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市场整合程度均高于其他三省省际间市场整合程度;市场整合度表明四省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体水平提高,其中安徽最好。因此,为进一步推进长江中游地区经济一体化,需要四省构建以政府联动发展为基础的区域协调机制,消除市场分割因素,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充分发挥安徽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与"长三角"的桥梁纽带作用。     

着力构建江淮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遵循城市群发展规律,借鉴周边城市群发展经验,结合安徽区域规划,加快构建江淮城市群,争取纳入国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规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省现实发展的需要。     

打造中国的“兰斯塔德”

"兰斯塔德"是荷兰西部由多个城市组成的环状城市群,在我国长江中游地区,以汉长昌(即武汉—长沙—南昌)环状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依托也正在形成城镇密集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覆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含了汉长昌环线以及邻近的若干城市,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9000万。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空间结构上与兰斯塔德城市群有一定相似性,即城市群中心并非单一核心,武汉、长沙、南昌都是中心城市;围绕着三个中心城市,周边分布了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伴随城际铁路等交通通道的不断改善,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将进一步缩短。借鉴兰斯塔德及"绿心"的发展经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极——《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评介

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城市群率先崛起;90年代,长三角城市群乘势而上;本世纪头10年,京津冀都市圈风生水起.这三大城市群成为公认的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下一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在哪里?学术界在探讨,决策部门在关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群在竞相争取.恰逢其时,我国知名的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研究员的新著《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正式出版了.该书共14章,近30万字,深刻论证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的必然性和其成为"第四极"的条件,系统阐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全景,并从空间结构优化、产业合作、核心城市发展、生态文明等角度揭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路径.该书立意高远、资料详实、内容丰富、逻辑性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合作研究——基于鄂湘赣皖四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差异的比较分析

建设生态文明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共性,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EKC理论,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1995—2010年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其趋势,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三个方面分析并解释了环境污染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省际之间的差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的政策建议。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中国的区域竞争正在由个体竞争走向群体竞争。在这种群体竞争的新时代,城市群正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导地区,成为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整合资源和产业链,强化分工合作和一体化,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形成长江中游经济区,使之成为世界规模级的人口、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集带,成为引领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对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及特征研究

绿色发展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以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202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揭示其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浅"V"型趋势,分地区看,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核密度曲线由左侧"单峰"分布逐渐转向"M"型双峰分布,高低值各自聚集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显现;(3)绿色发展效率重心逐渐向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迁移,经度变化范围大于纬度变化范围,波动范围随时间迁移均愈发扩大,东西区域不平衡性较为突出。鉴于此,文章提出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发展、畅通区域之间协调联动、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等政策建议,以助推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绿色发展转型。     

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结构和绿色发展绩效,识别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外向关联度显著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而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存。异质性分析显示,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回归结果与基准保持一致,而成渝城市群两类关联度均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2014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而外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变大。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影响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机制。     

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江论坛会议综述

在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长江论坛”2015年4月8日在武汉东湖宾馆成功举办.在论坛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和领导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发展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直接驱动、金融支撑、技术投入驱动和要素禀赋驱动等.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上游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中下游次之.要强化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区域发展共同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科研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要素禀赋增强产业升级活力.     

“十二五”期间浙江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战略研究

“十一五”期间,包括浙江在内的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浙江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使得浙江在长三角中的地位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浙江同上海、江苏的竞合关系,我们将“十二五”期间浙江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定位于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为纲,策应上海、联合江苏,共同打造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航运及金融中心,形成亚太门户城市群的金南翼。并据此提出了加快体制一体化、促进社会一体化和推进空间一体化的目标任务和借力发展、借机发展、借势发展、借题发展的战略举措。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GMM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正面临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30个主要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会抑制产业升级,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且不断增强时,产业结构水平持续上升;长江经济带总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主要城市依然处于外延式的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发达城市的拐点值小于欠发达城市,相对更容易越过门槛值进而使得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区位因素对流域城市群环境规制互动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以公共选择学派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引,从外部视角出发,沿着“区位因素—赋能结构—环境规制收益结构—环境规制选择互动均衡”的分析范式,对流域和边界区位因素向流域城市群环境规制选择的赋能结构、对流域城市群环境规制互动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区位因素对流域城市群的环境规制互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无论是流域还是边界区位因素均加剧了其向低水平同质竞争均衡退化的风险,但不同区位因素对区域环境规制互动升级的干扰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流域因素主要借助其复杂的赋能结构来引导上游地区采取低水平环境规制策略,并凭借其对低水平环境规制的优先选择权迫使下游地区采取跟随性的环境规制方案,最终诱使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互动退化为低水平同质竞争均衡;与此相对,边界区位因素则通过其单一的赋能内容和非均衡的赋能范围来改善边界地区采取低水平环境规制策略的政治激励,提高边界城市实施低水平环境规制的政治政绩,刺激边界地区采取低水平环境规制策略,最终使得边界地区的环境规制互动陷入低水平竞争均衡的陷阱。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阻碍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互动升级的障碍有二：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