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实现机制研究

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社会的和谐,都必须具备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越来越明确,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具体,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本文通过对中国现阶段多元变迁主体的形成及角色扮演进行研究,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各主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博弈关系,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和谐社会制度的实现机制应该是一种由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主导,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作为润滑剂并与之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双回路制度变迁模式".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困境中的“锁定效应”分析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ive)通常被用来描述制度变迁中某些制度长期维持低效率均衡的路径依赖。境外民间组织拥有强大的资源能力,他们通过长期"体制外运行",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策略和制度安排,某些甚至形成了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得的优势阻碍了现存制度的变革,使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交易成本越来越大,最终被持久锁定在满足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益诉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下。而要解除锁定效应,规范管理,需要政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强化管理。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

数字政府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其高效、公平的价值追求与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非政府组织能够利用自身优势,防止政府失灵的扩大化,并有效衔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数字政府能力提高和价值实现。通过对非政府组织重新审视并进行角色定位,客观分析数字政府建设中非政府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功能体系进行制度化再造,以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非政府组织使命的有效结合,才是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论创新的制度安排

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进步。创新求变、与时俱进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亿万人民的伟大共识。创新虽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但更大程度上是在制度环境和制度演进中得以实现。本文从分析制度何以促进创新的机理入手.对创新的制度安排主体、制度安排的设计原则以及制度安排的实施做了初步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促进创新。     

非政府组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非政府组织是在市场体制和国家体制之外出现的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这种创新的独特性质和特有的优势 ,使非政府组织能够比较有效地致力于解决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的兴起 ,是对人类社会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所遇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作出的反应和回答。非政府组织作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企业—市场体制和政府—国家体制之外 ,提供了新的具有深厚潜力的选择     

论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自治与政府规制的法律协调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回应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民众利益表达团体,正在发展成为促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囿于社会基础、关系定位和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制约,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实情并不尽如人意.着眼于非政府组织自治与政府规制的协调与互动,中国必须着力于理顺关系、搭建平台和防控风险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本文对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群众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概念做了比较和辨析;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个角度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着重分析了中国公民社会现存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     

我国农民组织意识的现状、成因与思考——基于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现状的考量

非政府组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魅力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高社会运行质量、促进民主政治、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当前影响我国农民组织意识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潜在因素——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儒道释融合的传统文化;根本因素——农民自身的经济收入状况和加入农村非政府组织的预期收益;直接因素——农民的文化程度;外在因素——国家的政策。     

有限责任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的制度安排,公司发展的关键在于设置合理的制度。由无限责任制度发展到有限责任制度,继而刺破公司面纱是历史的进步,是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或对一种更有效制度的生产过程,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度供给以获得潜在收益的行为。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CEPA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如果说“一国两制”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那么CEPA则是试图解决“两制”情况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如何进行市场经济的问题。CEPA作为一种获得潜在利益的制度安排,无论对港澳还是内地,都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出社会总福利增加的制度效应。同时,CEPA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实施的主体是政府,但不确定性和政府及其官员在认知上的缺欠,也会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     

城中村产生与延续机理的制度分析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为经典城市化理论覆盖。本文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城中村产生和延续的特殊机理进行研究,认为城中村是制度意义的农村,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产生和延续最根本的原因,制度供给失衡加速了城中村的蔓延,城中村是城市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最大限度获取农村土地以及土地收益、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建设和管理成本的制度安排,也是城中村集体和村民最大限度获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制度安排。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几个问题

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战略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此同时,全球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重要现象,是非政府组织(Non Govenmment Organizations,即NGOS)的迅速发展以及它们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新角色广泛参与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活动.本文阐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的相关条件、目标以及应遵循的若干原则.     

可持续消费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安排

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是可持续的代名词,与一般的消费行为相比较,可持续消费具有公正性、系统性、动态均衡性和社会效率性的特征;消费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主要根据消费行为的比较效应来判断,而要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根据可持续消费的基本要求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必须依赖政府推进型路径;政府实现可持续消费的制度安排,要注意降低消费行为的社会成本,制度推进的成本,以及制度安排的五个次序;可持续消费的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制度、解贫制度、可持续生产、生产与消费的监管体系、消费领域内部制度和实现手段综合协调制度等。     

水库移民安置中非政府组织协同机理与功能探讨

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追求,也是二者协同开展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基础。非政府组织以其特有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在水库移民安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在水库移民安置的体制设计、制度供给、技术咨询、管理监督和权益维护等方面施加影响,从而实现社会风险减缓、社会整合引导、移民权益保障和后续发展扶持的协同功能。     

转型期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和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