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梁启超以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时叉和团有所评论。梁启起试图从事物之普遍联系乃至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义和团谈义和团。梁启超关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得如何详尽,而是就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不因为其中某些谬见而遮蔽或冲淡。除了对义和团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外,梁启超还以"导师"的口吻,就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列出8个方面的论题。     

略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间网络历史书写变得日益普遍,它与以往学界历史书写有什么不同、是什么关系,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围绕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期山西事件的学界书写和民间网络书写,探讨了两种书写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文章指出学术性的山西事件书写是随着时代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断在变化的,新中国以后有关义和团的许多学术著作一般都不提山西事件这类有某种负面影响的故事,造成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只有海外研究者声音的状况。晚近兴起民间网络书写对山西事件猎奇式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其非专业性影响了这种叙事的质量。本文最后在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民间网络史学的出现提醒了学界史学在网络时代如何恰当处理晚清历史中的某些负面故事,建设和运用好历史知识话语权的问题。本文特别指出,民间网络史学在破除学界史学曾经有过的偏颇倾向时,自身也要警惕对特定人和事的情绪化及神话化倾向。     

谈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

如何评价义和团动运?目前,史学界意见不一。本文试就义和团的性质和作用,提出一点粗浅看法,请指教。 一 如何认定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必须绝对地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具体地历史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阶级地历史地具体分析。就是说要有一个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在评价义和团运动时,要有一个基本出发点。要从半殖     

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毛主席在历次论述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历史时,总是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可见义和团运动是有其正义性和革命性的一面的。但是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我们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是在辛丑条约后)的农民自发的运动,并且是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北部中国。因此,这个运动本身不能不具有严重的落后性。一个林彪“四人帮”的理论家,从其假左真右的立场出发,以尊重“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为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竟把义和团的落后的缺点的一面,也就是义和团“笼统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一概都说成是革命的,把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革命群众的运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用历史上的所谓“革命群众运动”来为其现实的反革命政治野心作辩护,为他们的反革命需要服务。我们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研究中的流毒,全面地正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其中主要的就是既要首先肯定义和团运动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缺点错误的一面。     

历史系部分师生热烈讨论义和团运动

历史系部分师生配合当前史学界的争论,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数同志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压迫的产物,是群众性的自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不存在反封建的性质。当时,突出的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又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自发的群众反帝斗争没有冲击封建制度也没有反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朝政府,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正反映了对清朝统治者认识不足。这也是义和团为什么能够被封建顽固派所利用,鼓动盲目排外,被歪曲而引入歧途,遭致悲剧结局的原因。     

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90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形式和内容席卷中国大地,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歧见。这里,我们仅对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一如何评价“扶清灭洋”“扶清灭洋”是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对这个口号的内含和属性,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还是把它看成是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更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第一,从字面上看,“扶清”与“灭洋”是并列的,并没有策略与目的之分,也看不出有方     

关于孙中山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我们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论其属于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搞清楚他对自己同时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就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虽然未曾单独地提出过,但是在论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的态度时总是涉及到它,而且基本上认为,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例如: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国社会正处大变革的时代。新生的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政治势力,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义和团“灭洋”的口号,不能不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议论的中心。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资产阶级,由于吸取了西方先进思想的营养,目睹义和团盲目排外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所发表的种种评议,今天看来,仍有一些不失为真知灼见。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论近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出现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以追求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思想有江亢虎的三无主义、新民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以及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些社会理想不仅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前进的历史趋势.     

论近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劳资关系发展的历史.以工业化为标志的产业革命,同时产生了劳动问题,劳动问题的实质就是劳资关系问题.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凯恩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致力于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推动了劳资关系和劳工运动的理论发展.回顾与梳理近代劳动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碰撞、选择与融合——略论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四大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四次政治运动中,西方传教士采取的态度不同。他们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明的内在冲动和资本主义鲜明的扩张掠夺性。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和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和融合。     

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

“诗意”与“悲剧”是东西方文学艺术共有的审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都程度不等地蕴涵着“诗意”与“悲剧”这两种审美因素。这里的“诗意”首先来自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培养起来的审美和欣赏习惯,具体到作品本身,诗意既体现于语言、叙事风格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作品的整体情调、氛围中,又体现在作品的环境描写、人物塑造、民间习俗与民间艺术之中。这里的“悲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这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美好的青春、爱情、理想、追求和做人的意义、尊严以及生命自身。由于小城中多的是“近于无事的悲剧”,由于作者那哀而怒的矛盾情感,以及诗意与抒情成分的加入,使现代文学的小城小说中很少有纯粹的悲剧作品,也很少有纯粹的充满爱与美的诗意作品。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义和团观——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一个侧面

建国后,随着现代化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仍然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关注点。围绕着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义和团观经历了近代革命的高潮、反帝反封反修的前驱、消除神话的祛魅和九十年代至今的学术认知的深化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20世纪后半叶义和团观的延伸脉络,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命运与性格悲剧的融合看《雷雨》的悲剧艺术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典范。从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融合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雷雨》在吸取并发展了古希腊的悲剧命运观念和审美模式、展现旧中国人物性格悲剧上对我国现代戏剧的创造性贡献,揭示了其对中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继承、吸收和融合所表现出的独特艺术价值。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论19世纪末年的社会心态

自戊戌变法后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掌控朝政始的19世纪末年,趋新的社会风气转为沉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守旧派将其仇新、排外的情绪推向极至,直接导引了普通民众的冷漠与无知、新式知识分子的压抑与彷徨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