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与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分析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对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童年期遭受忽视、父母精神异常等家庭不良经历对个体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具有显著影响,而遭受忽视强度以及父母精神异常的持续时间亦对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对于未发生忽视、父母精神异常等家庭不良经历的个体,经受家庭不良经历的个体,其生命事件发生时机出现延迟,且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对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具有不利影响。上述发现揭示了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对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微观作用机制,即童年期负向经历的存在和持续,通过作用与改变成年早期生命事件的发生时机、模式和机会结构,实现生命历程的累积效应。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SR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作用是不一样的。     

班杜拉生活道路中的偶然因素理论述评

生活道路中的偶然因素理论是班杜拉在晚年提出的一种重要研究路向,重点指明了偶然因素在个体生活道路中的决定作用,指明了心理学在对待偶然因素所导致的生活道路影响上的功能定位。生活道路中的偶然因素理论是班杜拉心理学研究人本化转向的重要表现,突出地显示了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取向,对我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社会成就归因?——基于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R2014) 的数据,运用Amos23.0软件建立的基础中介模型与SPSS22.0软件的Process插件程序建立的控制中介模型,综合测量了社会公平感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别对社会公平感与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对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家庭因素则发挥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公平感仅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中的个人因素间具有中介效应.政府应努力构建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逐步恢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的社会公平信心,使得其个人能力的效用发挥至最大.     

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

以往研究多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对其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解释和检验。而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但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型塑作用。本研究根据健康生活方式模型将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数据,分析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民众也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其健康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其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而健康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社会控制体系中人口分层研究的现实意义

根据人口在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人口可以分为决策层、执行层、目标层和混合层四个层次,并呈现出层次性和交叉性特征。各层次人口在转型期利益获得及满足感上具有多元性并且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进而影响其社会心理、政策执行效果以及对待改革的态度。用社会分层方法研究人口在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对解决目前社会利益分配不平等、把握各种社会心理以及对深化改革都具有现实意义。     

构建社区的生态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及反思

现代信息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心理问题已成为了一个严重影响社区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在社区服务中采取预防措施是控制心理疾患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个体、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理解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构建社区生态型心理健康服务的教育模式,可以成为提高社区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也为创建文明社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殷周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之原因浅析

相对于周代社会而言 ,殷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较高而且较为活跃 ,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作用。究其原因 ,固然有母权制的影响等因素 ,但同时亦应当注意到殷周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相对于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的周代而言 ,殷代社会较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风尚对殷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产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     

面对风险：公众安全感研究

本研究从人的需求理论出发,从人身、财产、食品、劳动、个人信息等方面对安全感进行研究,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不安全时代”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7100户居民进行调查,通过描述统计和多变量回归分析发现,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生活环境,以及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因素对安全感存在不同程度影响,风险认知和风险地位同时存在于风险评价。     

Scaling the Socioeconomic Ladder: Low-Income Women's Perceptions of Class Status and Opportunity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69 low-income women enrolled in an educ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perceived social class and upward mobility. Participants identified their social class during childhood,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their anticipated post graduate status. Beliefs about income inequality and attributions for wealth and poverty were also assessed. Respondents expected to achieve middle class status and perceived higher education as a route to upward mobility, although the accessibility of post-secondary programs was questioned.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involving low-income groups ( Bullock, 1999 ; Kluegel & Smith, 1986 ), structural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 and wealth were favored over individualistic causes. Also, respondents perceived income inequality as unjust.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 ident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class-based mobilization are discussed .

It [the American dream] means the opportunity to go as far in life as your abilities will take you. Anyone in America can aspire to be a doctor, a teacher, a police officer or even, as Oprah said, a President. But you can't get any of those important jobs if you do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the skills you need … . And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the key to the American Dream is education.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1997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基于结构决定与相对剥夺的两种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复杂影响路径。教育程度作为优势性地位获得,对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但这种正向影响也存在条件性：教育作为个人地位投资,激发相应的回报期待,随着基于教育投入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正向影响会降低,且教育程度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一条件性的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投资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时,这种“断裂”可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社会心理测量中降低主观性偏差的方法探索——一项关于组织认同的测量思路与量表设计及其结果

对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组织认同的测量思路，从大的视野看，应该既从组织成员对组织与自己关系的内在体验和感受，也从其对这种关系表现出的外显性行为两个方面实施；从具体操作言，还应寻求组织认同中个体的主我认知与他我认知的统一，把二者的测量得分合二为一后，求对同一个问题的整合结果。测量量表的设计与编制应该同时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在设计心理倾向测量的同时必须考虑测量内在心理和外显性行为表现两个层次；二是在测量这种主观意向倾向时应注意从主我与他我的两个方面。实际的测量结果有降低测量的主观性偏差和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两个特点。     

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价值的科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探

面对现代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力图在对立双方之间搭建起关联并在研究中往复运动,借助包含价值的历史个体和理想类型,通过超越主客观对立的价值阐释,说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独特现象,发现各民族和时代中人们的价值理想,理解先辈如何去坚持和实践它们,进而指导现代人在今天继承和实现这些价值。历史和社会科学,既要用理性的方法培养学人清明的理智,也要使人看到超越理性的价值信念,从而帮助人在高度抽象的现代社会中,以理性的态度去守护和坚持各种文明的价值核心,避免走向僵死的理性和狂热的非理性两个极端。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

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本文关注女性乳腺癌问题。基于对14位有乳腺癌经历女性的深度访谈后发现,经历乳腺癌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一种患病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被视为残缺（了乳房）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残缺”表现在身体机能与感受（疼痛感与行动受阻）、身体形象（掉发与切乳）、个体认同（患者身份、女性身份及正常的社会人身份）和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本文展现了女性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尤其是被切除了乳房之后）如何面对、管理被医学与社会标定为“残缺”的身体,如何努力恢复身体和“正常”的亲密关系;表达了身体从医疗空间走向社会空间时,“残缺”感与正常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