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找价”的社会学分析

“找价”是明清时期中国乡村一桩土地交易完成以后,卖主仍向买主索取加价的经济行为。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市场交易特点、官方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及乡村土地的所有权特征,梳理“找价”被认可、规范确定和边界实现等方面的社会机制,以此解释这一现象出现和维持的合理性。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

摘要：本文试图阐明,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验研究成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农民行动单位与村治模式”研讨会综述

2005年6月7—8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召开了以“农民行动单位与村治模式”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3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与会者围绕着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的区域性差异,如何从中国农村经验中建构出中国理论,开展以中国为主位的农村研究,而不只是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脚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农民行动单位与会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角色、社会行动、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等都是基本概念,…     

“组织与社会”专栏征稿启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转型实践与快速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前,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计划体制、单位制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的组织形态和关系网络重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也以其强大的力量重塑着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整个社会的运行在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变得极为复杂与多变。在学术研究当中,传统的结构分析、组织与制度理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学者们在关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同时,正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不明言的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网络与组织的实际运行方式的研究。
从2004年开始,以“倡导专业规范,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为宗旨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术传承,形成学术积累,特以“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为依托,在《社会》杂志开辟“组织与社会”专栏。
本专栏从2009年第1期开始试办,每期3篇,迄今已有3期刊发了相关文章。本专栏采取选稿、约稿、荐稿、投稿相结合的方式,即从每年的工作坊论文中选择部分优秀稿件优先予以刊登,并根据专题需要约请部分专家提供特稿,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和荐稿（请标明专投“组织与社会”专栏）。对于所有通过编辑部初审的来稿,我们将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度。对于本专栏发表的相关论文,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将定期进行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奖励,并分专题结集出版,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来稿,稿件请注明《组织与社会》专栏。
来稿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社会》杂志“作者投稿系统”：www.society.shu.edu.cn 
《社会》杂志投稿电子邮件：society1981@163.com 
本专栏临时投稿电子邮件：liuyuzhao@shu.edu.cn（有效期1年）
　本刊编辑部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途径。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自由”与“专政”的思想谱系——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学说的转变

自由与专政是法国革命的两个面向,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亦随之打上激进性的烙印,但在法国的政治理论脉络中,不乏有尝试在各个极端倾向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思想传统：孟德斯鸠、贡斯当、斯塔尔夫人、托克维尔等堪称其代表,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探讨政治问题时都十分关注对社会维度的考量。在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性质与本原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呈现出政制与民情间的互动模式;贡斯当承袭了孟德斯鸠古今社会形态差异的议题,以古今自由之变为视角,提出在一个幅员广阔、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国中探讨现代自由内涵的问题;作为他的知己与战友,斯塔尔夫人努力探索构建一个能够保障现代人自由的共和政体：“制度的专政”;托克维尔则进一步从民情角度切入,努力探索完善民主社会并使共和制最终摆脱帝制幽灵的良方。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