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中国“三资”企业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创新

自1980年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越来越多,1995 年全国吸引外资总额375亿美元,2002 年为 527 亿美元。1外资投资于中国的动因主要是大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早期的投资以前一种动因为主,由于供销市场都在海外,早期的“三资”2企业像“孤岛”一样与本地社会联系不大。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的实施,国内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动力。以立足中国为发展目标、国内采购和销售比例越来越大的外资企业必定与本地社会发展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随着“三资”企业本地化,发生在这些企业当中的中国员工与…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

社会学自1979年在中国大陆恢复以来,不仅学科地位获得了普遍承认,而且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在持续的实证研究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在若干研究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可以传承的成果,一些基于中国社会的概念、分析框架得以产生并在实际的研究中得到响应,学科的社会关怀得以初步确立,等等。     

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通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状况的分析,说明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揭示中国近代政治力量的更替和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适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的政治和政治行为准则.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砚文化的源流与松花石砚

我国的砚文化源远流长,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松花石砚作为清代宫廷的“御砚”,备受清代帝王们的喜爱,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Precedent＂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法律史叙事中，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填充式方法，值得深入反思。中外学者关注的“判例”堪为典型。这一近代概念很可能来自日文汉字，用以适泽西文。叫顾西欧英、法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判例作为以个案方式凝聚法律群体共识、指引未来案件裁决的形式，始终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功能，与中国古代法中的相关制度有部分共通之处，可以成为构建普适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的相关制度具有特定的体制背景和功能。将普适功能与特定功能相结合，“双向功能主义”可能可以避免西方中心和概念纠结，转向功能性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以逐步构建中国法律史叙事的新框架     

“三个文明”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三个文明"建设与宏大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尤其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现实需要以及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等原因,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朝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方向继续努力.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本体、工夫与境界：心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其与性、道、命、理等范畴一起,构成了一种包含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在内的完整的体验式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可以称之为中国心文化。心文化将＂心＂分为＂道心＂和＂人心＂两个基本的层面,并试图通过＂内求于心＂的直觉内省式工夫达到＂人心返道心＂、＂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心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而且对西方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历史化与经典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60余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它始终与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变迁以及生活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则需要重构当代文学观念,反思现代性和文学性的评价标准,坚持历史化与经典化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需要明晰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确立作为文学资源的当代文学理念,由此承担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经典化的导向作用。     

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的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 ,它在给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积极创建中国特色的先进网络文化 ,把我国的网络建设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阵地 ,必须建设高质量的中文网站 ,开发网上思想政治教育软件 ,大力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技术传播队伍 ,加强网络受众的道德自律 ,增强我国先进网络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