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农民工流动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

农民工是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的崭新实践,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农民工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行。如果说中国现代化是由外生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启的,那么以农村现代化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则是内生于中国农村的求富动力与党和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图强的外生挑战相结合的最佳方式,而农民工的流动则是农民主动求富的直接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之下,分析农民工流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既是经济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因此,农民工从产生之时就始终与农业现代化紧紧相连。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是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农民通过外出务工,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信息和人力资本,推动了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     

随迁对农民工家庭 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3-2014年基线调查数据,将随迁儿童和留守儿童置于同一研究框架,采用PSM方法消除样本自选择问题,估计随迁对农民工家庭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同时从儿童性别、随迁模式、父母文化水平、迁入城市、迁入学校五个方面进行了随迁效应分组估计。结果显示,整体上随迁有利于儿童认知发展,但在不同条件下这种影响效应有所差异,农民工家庭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儿童的随迁决策,迁入地政府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随迁儿童的接纳,保障随迁儿童享受城市公立教育的权利。     

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的CHIP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探究了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企业通过支付“低于农民工实际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工资”从而变相地将培训成本转嫁给农民工,并且培训本身带来的收益也更多地被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拿走了.农民工从“企业内部培训”中“实际”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们“应该”获得的收益.另外,政府应做的是“出钱买培训”而不是“出钱搞培训”.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乡城流动与儿童认知发展: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以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以阶层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基于认知发展理论探讨农民工流动对子女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拥有比留守儿童更高的认知水平,流动儿童相对较好的家庭背景为其认知发展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乡城迁移中流动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通过"转校"等机制得到促进;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其认知劣势与父母外出工作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而主要归因于家庭贫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子女数较多的家庭结构、较低的学前教育接受率或就读学校质量的低下。但是,流动儿童的认知水平整体上仍低于城市儿童,其认知发展仍然受到自身社会阶层条件和境遇的深刻限制,"流动"所带来的各类"认知收益"是有限的。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我国将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口统计为城市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民工和城市户籍居民,但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种质量不高的城市化已严重抑制了我国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农民工市民化不但可以直接扩大高质量最终产品需求、间接刺激高质量中间产品市场,而且还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抑制贫富分化和缓和社会矛盾。     

"农民工"称谓对民工认同状况的影响

本文以"农民工"这一称谓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工对"农民工"称谓的基本态度及"农民工"称谓对于他们社会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政府与社会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认同问题,并要积极引导民工调整策略,化解消极的社会认同,作者还建议通过改变农民工称谓、转变农民工身份以及"设置超级目标"等途径,改善群际关系,实现社会公正.     

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决策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成年子女的加速外流可能会削弱相对弱势的母亲在子代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文章利用2013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代际影响并非家庭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者尊严的维护;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对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存在程度差异,其中代际关系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文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资源论的解释作用最为微弱。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抑制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活动增多趋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市民化程度低是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荟萃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论,探讨了市民化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机理。为市民化创造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素质和市民化能力、提升市民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显著遏制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living a marginalised lif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 population in China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magnitude and pot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While literature abounds in describing the demographic trends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very few article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the psychosocial impacts of migration on the live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marginalis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ginalised living experienced by migrant workers. More importantly, it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policy issues contributing to such marginalised living. It is argued that the Hukou syste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process of decentralisation and the obscure role of trade un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xperience of marginalis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iti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changes are also discussed.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

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其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其实践世界之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他们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这足以使他们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城市。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路径依赖作用,获得一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适应、融入城市。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Xu Q, Guan X, Yao F.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t J Soc Welfare 2011: 20: 10–21 © 2010 The Author(s), Journal compilation © 2010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An estimated 225 million Chinese people have migrated to cities from China's rural area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have greatly challenged China's welfare system. The pre‐reform welfare system was a duel scheme with an urban–rural distinction in which rural residents were not covered by state‐run welfare programs and had to rely on their families and rural collec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based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in 1999 mad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vailable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Using an anonymous survey conducted in seven cities across China in 2006, we found that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 participation rates were low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dividual factors, including lack of knowledge of welfare programs and of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macro‐level factors, including type of employer and industry, are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welfare programs. Implications for policies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