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变化,进而重塑着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其中包括网络抗争行为。由于种种限制,互联网并不必然带来网络抗争,个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首先构造了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倾向得分,然后用广义倾向值匹配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这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结果显示,越趋向自由民主价值观,个人拥有这两种网络抗争经历的概率越高,且呈现强化趋势。但是,这种作用具有阈值效应,即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后,更高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带来的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反而更低。因此,除了来自政府和体制的外在限制,网络抗争还存在着内生于行动者本身的限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产生的内在限制。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本研究论述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本文最后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街头·行为·艺术: 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通过考察这一年发生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性别事件,文章分析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内学界对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近年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争运动爆发的频度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海内外关于这一题域的研究也日渐兴起。这一研究题域在概念谱系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以过程分析、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作为其主要的分析路径,以集体行动、日常抵抗、社会动员以及政治过程等理论为指导,并特别关注抗争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实证研究的比例正在上升,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影响抗争成效的内因初探：对三个底层维权组织的考察和分析

当前,学界研究者主要从抗争策略与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制约出发,分析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因素,但对于抗争者或抗争组织自身而言,这些因素均属外因的范畴。事实表明,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原因除了外因之外,还包括若干体现抗争者或者抗争组织内在状态的因子。本文通过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草根维权组织的长期观察发现,在外因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导致抗争效果显著不同的诱因在于抗争组织的内部差异。以A、B、C三个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效果比较为基础,笔者认为,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内在因素主要包括：草根民众对维权抗争的认同基础、维权骨干的对群众的引导能力、主要成员之间的团结程度及其代表群众实施维权的技能高低等四个方面。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为公民身份而斗争: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政治学解释——以四川G镇的抗争事件为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分析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新的解释视角。被征地农民的抗争促进了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生产出行动主义公民(activist citizen),并且众多的公民抗争行动还能借由逆向驯服能力促使政府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此种解释不仅有利于深化学术界关于农民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而且展现出中国语境下公民身份发展的特殊图景。     

五四宪法的民主政治渊源

五四宪法是近百年来国人民主政治追求的理论升华。近代的君主立宪运动和民主共和实践完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启蒙,给中国留下了关于宪法和法治的最初印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五四宪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五四宪法铭记着国人为救亡、强国、民主和自由而前赴后继、浴血抗争的历史,夯实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基。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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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塑造：政治精英与中国乡村民主

中国乡村民主化的路何方 ?文章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思路 ,认为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文章结合历史与现实 ,分析了从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角度解释中国乡村民主发展作出的努力及存在的不足 ,指出政治精英的塑造 (craft)是中国乡村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论纲性的文章重点界定了主要的概念、阐述了研究的方法论 ,提出了所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一项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城市比较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