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不可靠叙述”与“不可叙述”的比较研究

"不可靠叙述"和"不可叙述"都是叙事学的重要概念。两个术语在中文表述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概念内涵的指涉却完全不同。通过对这两个叙事概念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可靠叙述"主要研究如何辨别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不可靠的叙述内容,以达到对文本更好的审美与阐释。当前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修辞方法、认知方法和试图综合两者的方法。笔者认为,只有综合考虑作者动因、文本信息和读者反应三者的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可靠叙述的问题。"不可叙述"是根据某一特定叙事不能叙述或不值得叙述的事情,它能拓展叙事边界,甚至导致叙事文类的改变。对于"不可叙述"的把握,可以了解叙述性的限度受民族、文化、历史时期、受众及文类的影响,从而更加客观地理解、阐释文本中没有叙述出来的信息。     

新苏南模式与农村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转制被认为是苏南模式终结的标志。但笔者通过对苏南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苏南模式仍然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后乡镇企业时代的苏南模式从实体企业转向了资本经营,同时吸纳村民入股,具有集体和个体合作共存的所有权形式。并且集体通过创造全村福利的形式继续获得村民对于集体化发展道路的支持。这种延续集体经济的模式值得学术界重视,其发展前景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虚构叙述与开端结尾

叙述的开端和结尾都是叙事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很有趣的话题.毕竟任何叙述文本都需要一个开端和结尾,文学文本中尤为重视.人类需要故事,而绝大多数叙事作品也十分重视故事的讲述,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相对的开端和结尾,叙述也总在开端或结尾处开始.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从接受视角论余华客观叙述的文体特征

现今学界一般对于余华叙述策略研究的切入,均从原有学科经典角度去努力挖掘其创作的历史价值。这种学科处理立场,对于经典构成一方面可以起到最大限度的现场还原作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学界部分忽略了接受群体本体认知的反应作用。余华在其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内心写作,内心让他真正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现实世界。这种内心叙述使其叙述成为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个性化的反映现实的叙述方式让接受群从他作品文本中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极力突显世界本真的强烈愿望,进而对余华小说文本中的死亡情结、苦难情结的冷漠叙述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其文本冷漠叙述的背后是在积极地与接受主体的经验世界相沟通,其冷漠叙述所折射出的是更为客观的朴素、真实的自然性文体特征,这种冷静客观真实的文本叙述给予接收群体极大的震撼力与审美感受。     

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农村社会特征与社会治安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历史的长河给我国农村塑造出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近代史上的多次社会革命,到了农村,其强大的冲击力就变成了强弩之末。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集体化,以及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并未能使农村社会特征中深重的传统色彩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农村的社会治安仍然保持着自身的一些特点。     

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哲学的新进展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转折点是以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的出版为标志的"语言转向",关于历史的理论兴趣由此前认识论导向转向对史学文本的叙述模式或"叙述逻辑"的探究。在此背景下,史学叙述与文学叙述传统上泾渭分明的纪实与虚构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历史表现"的提出试图为此提出某种理论解决方案。最后,关于历史的"崇高经验"维度的揭示隐然呈现出超越此前语言分析研究进路的理论态势,其中所蕴涵的可能的学术生长点值得关注与思考。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

对于中国乡村精英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引入农村地区后,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否有所变化？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其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以深入的个案调查为基础,而且也离不开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以6省的数据,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民主对于村干部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的影响。实证模型结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实行,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减少对于国家任务的关注,而增加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从而使其角色定位更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基于鄂西南河村黑地的分析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鄂西南河村黑地的产生与演变为基点,展开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变迁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基层政府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进而探寻村庄社区内部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黑地的产生是科层制留给乡土社会实践空间、农户自我拓展生存资源以及村组干部摆平社区内部关系等多种因素形塑出来的结果。对于黑地的存在与分配,乡镇政府以默认的方式视而不见,它所赋予村组干部行为的自主性促使其在缺乏其他软性价值规范的治理手段的情况下,将土地本身作为一种治理手段。黑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和分配的。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perty right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and these are correlated with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property rights hav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maximizing efficiency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but in China,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social character.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functions interact with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When the state’s abil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is relatively weak, property rights take on more of a social character, meeting public demand for welfa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n the state is better able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essens as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grows.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perty rights w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China, as a huge agrarian state, to realize “governance through in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secret key that could break the code to the millenni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agrarian civilization. Reforms includ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after 1949,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with a focus on the latt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household contracts and revitalized land management). These changes constitute a process in which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growing while their social character has lessened under condi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国家的策略性:农业技术变迁中的政治因素——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案例的研究

冬小麦推广是20世纪70年代西藏现代化的主要成就,小麦从少有种植一跃成为西藏第二大作物。令人困惑的是,藏族农民最初曾强烈抵制小麦,两三年后却又成了国家政策的积极实践者。在此过程中,国家如何消解农民的抵制,怎样改造他们的观念?基于档案和口述史材料,本文认为政治运动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广泛开展的阶级斗争打击了对新技术的抵制,分化了基层社会,农民间的相互监督使"弱者的武器"成为不可能;第二,政治运动具有思想改造和情感动员功能,它将小麦塑造成解放的象征,激发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实践热情。但是,政治运动对生产也有一定负作用,冬小麦推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上了"盲信政治、无视现实"的歧途即与此有关。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

富人治村在目前已是普遍现象,可以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等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具有典型性,有着不同的具体机制。经营致富型富人治村隐含政治排斥,富人通过塑造“不用家财补贴集体就没有参政资格”的政治氛围,使普通村民丧失被选举为村干部的机会;资源垄断型富人治村依赖派性结盟,富人通过与“混混”势力联合,垄断村庄公共事务,以暴力威胁使村民噤声;项目分肥型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富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项目投入,从而获得村庄公共事务的支配权,使村民被动或主动地远离村务。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产生了负面效果,削弱了村级民主,破坏了民主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反思相关政策措施和话语。     

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但是,在干部的考察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反思国家精英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