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

常人方法学对行动的策略性与局部性的研究是以默认行动的索引性,尤其是以抽象索引为基础的,这一点体现了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衔接关系,但常人方法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对抽象索引的考虑,陷入了孤立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个人主义。一种完备的社会本体论应兼顾抽象索引和行动者能动性两种要素,并且应认识到抽象索引在型塑社会进程中的基础地位。以这种本体论来看,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具影响的“过程-事件分析”也存在孤立地研究行动的问题,因其忽略社会抽象性的一面,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策略的解释力。通过理论梳理,本文认为,在方法论上,可将社会学对于社会抽象性的分析概括为四种策略,其中有展示策略和解释策略之分。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马丹丹属下能说话吗 “诉苦文类”的民族志批评

本文回顾了“诉苦”的中国经验，以诉苦文类涵盖丰富的诉苦文本，意不在诉苦本身，而是透过诉苦的权力谱系开展民族志批评，指出诉苦权力塑造的主体性包含的被占有支配能量，吸附了庶民研究者与主体欲望同构的缓冲地带。尽管如此，由于民族志批评者的寄生性，诉苦谱系的节点拆解了封闭的现代性寓言，苦痛的延展使得属下呈现出差异性、延迟性的庶民性裂痕，从而揭示知识分子“中介化”的困境。     

农村低保福利化的生成与修正：村庄治权视角下的多点民族志分析

对陕南丘村、豫东汝村、皖中桥村的＂多地点民族志＂调查显示,农村低保实践存在自己的人、拉拢的人和体制的人三种福利化类型。农村低保福利化与制度的目标定位发生偏离,源于村庄治权的私人逻辑伸展与公共逻辑萎缩。因此,低保福利化修正需要制度基础的发育以形成村庄治权双重逻辑的均衡。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转型时期居委会的社区权力及声望研究

在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权力与声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南京BX区61个社区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及分析表明：居委会目前的社区权力结构中仍以政府赋予的行政权为主,而在社区居民对其期待颇多的自治权、协管与监督权、突发事件处理权等的运用方面,居委会并未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社区其他营利及非营利组织在直接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过程中多少瓜分了居委会的权力,从而影响了居委会的声望,并且随着社区居民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进一步分化,居委会在不同社区成员中的权力与声望呈现差异化的格局。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劳动合作、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西龙脊壮族家族和村寨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进行描述与分析,具体地呈现一个壮族地方社会的建构逻辑。文章认为,龙脊壮人的“家门”是一个依两可家系组织起来的血缘组织,以家屋为核心,且与家屋具有同构性;“寨”则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合二为一,以寨老为联系中心的人群共同体。“家门”与“寨”以劳动合作和互助以及仪礼交换为基础进行建构;他们充当着家屋之间社群联结及友情的蓄水池,承载并具体实践着龙脊壮人与自己人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跟自己人结婚的理想。     

Correlation Between Property Units and Governance Units: Based on the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Strong correlations exist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ance. Such correlations are embodied in and measured through organizational units, and can therefore be examined in depth through such uni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 property unit and a governance unit is mainly expressed in symmetry: if the symmetry is strong, both perform better; if it is weak, both perform poorly. The symmetry between organizational units is mainly determined and influenced by structural equilibrium, equivalence of levels, suitability of scale, completeness of boundarie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unctions and rights, and endogeneity of unit construction. Of these six factors, structural equilibrium, equivalence of levels and suitability of scale are determining factors; completeness of bound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unctions and rights are influencing factors derived from the former three and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certain cases; and endogeneity of unit construction is an external conditional influencing factor. The separate or combined effects of these six factors impact upon and determine the symmetry among units, and thus influence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al modes.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农业与乡土社会——对内蒙赤峰市农业经营形式的案例研究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只有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将如何转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服务将如何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无疑会促进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而规模化服务并不以土地的集中和小农经济的消亡为前提。乡土社会网络降低了农业规模化服务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在农村乡土社会面貌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