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约翰·济慈:一只病痛的夜莺

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26岁便死于肺结核病。但1818-1820年,即他患病到去世这段时间却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其间先后完成了《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等著名长诗及《夜莺颂》等名篇。疾病给诗人带来的痛苦和消极作用不可小视,但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病痛却又极大程度地激发了诗人创作的欲望和灵感。     

诗歌中的爱欲生死——罗赛蒂与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文章以D·罗赛蒂与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性为切入点 ,探讨他们以爱为主题 ,贯穿其主要作品中的情爱、灵欲、生死等问题 ,并揭示他们个人的神秘面纱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吴经熊与徐志摩

吴经熊是20世纪的法学大家;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优秀的诗人、散文家.两人不仅是推心置腹的知己,更是一生至交.这是一段拥有迥异个性的两位先生之间的友谊.     

济慈的亲情世界

悲情诗人济慈始终怀着一颗诗人的仁爱之心对远在美国而事业不顺的大弟乔治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对近在身边而染上重病的小弟汤姆一连数月守候在病床前，直至病人安离人世;对于长期被禁锢在监护人艾比家中的小妹范妮同情疼爱有加，为世人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经世难忘的手足情、兄妹情之歌。     

济慈的爱情世界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和芳妮·布劳恩的爱情是他短暂人生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爱情激发了他诗歌创作的激情.通过对他与芳妮爱情历程的回顾,对他写的爱情书信和三首十四行诗的阅读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济慈对爱情的狂热和忠贞以及爱情带给他的感受是甜蜜伴着忧伤,欢乐并着痛苦.     

济慈爱情观的中国情结

终其短暂而悲惨的一生,济慈深历了一场充满矛盾、痛苦而无果之爱。基于此而形成的爱情观更异乎同代而独树一帜。其爱情观总体以含蓄、简约、轻淡而著称。其中表现的爱情本身常常是现实的、世俗的、非永恒的;爱情对象则是人间的、普通的、一往情深的;爱情语言更是简单的、不作藻饰的、不夸大的。这些特点与中国古诗中的爱情观有着严密的相似性,他的爱情观折射出耀眼的中国情结。     

李贺与济慈诗歌艺术的比较分析

笔者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在中英诗歌史上焕发异彩的两颗流星李贺和济慈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李贺和济慈在经历与气质、美学观与风格及艺术技巧方面的异同。     

为新月找一个坐标——1925-1926年徐志摩与《晨报副刊》

报纸和出版社往往成为文学社团的生命线。通过对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间徐志摩所执掌的《晨报副刊》的考察,这个时期的《晨报副刊》对新月派自身的发展及其在整个文学史格局中的位置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为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在现代文学地图上寻找了一个坐标,确立了它独特的位置。     

论济慈对美的体验与追寻

济慈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挫折、痛苦与不幸，因而，他要努力地寻找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美使他享受到快乐，同时也赋予了他生命以永恒的意义。     

美即真 真即美──亦论济慈的美学思想

《希腊古瓮颂》是济慈脍炙人口的颂诗之一，诗中的“美即真，真即美”观念尤为世人关注和争论不休。本文拟就诗人所主张的美、真以及美与真的关系，结合他的《希腊古瓮颂》、《忧郁颂》及其书信来揭示这个命题的深刻含义，并认为诗人美学思想的核心乃“美即真、真即美”。     

论济慈诗歌的生态思想

贯穿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济慈诗歌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对济慈诗歌中唯美主义美学观和艺术观的肯定。20世纪后半叶新历史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济慈诗歌的政治性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如果仅把目光聚焦在济慈诗歌的政治倾向上而忽略诗歌中自然因素及其深刻内涵,那同样是有失偏颇的。从生态伦理批评视角来关注济慈作品,我们发现济慈诗歌的审美是一种至高的生态伦理审美,济慈诗歌的政治倾向是包涵着对自由民主渴望,对真、善、美诗歌艺术追求的和谐精神生态的向往。     

初恋失败的咏叹调──读徐志摩《再别康桥》

通常的说法是：《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因物而发抒写了再别康桥时的依恋之情。事实上．这种说法见物不见人，于诗的理解有些隔膜，只有将诗与作者独特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理解．才会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彻底弄清诗的底蕴；《再别康桥》与诗作者同林徽因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首爱情诗而非咏物诗。     

徐志摩论科学与人文

1922年以前,随着历史大潮,徐志摩对科学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科学是“近代物质文明的柱子”。从1922年后期开始,他加入“人文”的维度来考察科学,并开始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认为机械主义、科学主义奴缚人类心灵的自由。他相信,要解决“纯粹科学”的形而上品格与“运用科学”的功利性沦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须用道德、人文的“圣水”洗涤科学的“斑点”,以人文之手握住科学这把双刃剑。     

李陆史与徐志摩诗歌比较

李陆史是韩国著名的现代诗人,他十分欣赏现代新诗创作的代表人物徐志摩的诗歌,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徐志摩的诗歌近乎完美,所以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竭力模仿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追求词藻的华丽和形式的完美,而在内容上,克服了徐志摩诗歌的局限性,促进了韩国现代诗歌的创作。文章通过比较研究李陆史与徐志摩的诗歌,探讨了汉文化对韩国诗人的影响。     

浅谈济慈的生态观

自然是济慈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近年兴起的生态批评恰好从自然角度的视角为济慈的诗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对济慈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加以分析,认识济慈生态观的变化发展过程,发掘影响济慈生态观的主要因素,对从更深层次把握济慈的诗歌大有裨益。     

徐志摩与彭斯之比较

徐志摩与彭斯虽然是生长在不同国度,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诗人,但对爱的迷狂与抒写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相同点包括以爱为理想和生命的重心等,其不同点是抒发情感的方式等。     

论徐志摩的自然观

徐志摩自称为"大自然的崇拜者",一生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他热爱自然,讴歌自然,关注自然对人类心灵的影响,把自然当做疗救社会的良药,其自然观表达了对人类的关切与挚爱。徐志摩以诗文的形式表达了对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