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做官发财”传统何以绵延不绝

传统农本社会的“重农抑末”政策使“发财”不得不走“做官”之路;儒家政治伦理则赋予“做官发财”道义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传统宗法家族的致富欲望驱使士子“做官”助其“发财”,而传统吏治制度由于其内在缺陷,无力遏制官场腐败于未萌,使官员“发财”成为必然。接受近代民主制度普遍承认的“权力腐败论”,确立对权力“有罪推定”的全民共识,乃是建立高效设防机制,消除“做官发财”痼疾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伦理前提。     

和谐社会中的权力伦理

权力伦理不同于权力道德。当前中国社会诸多不和谐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权力伦理缺失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建设权力道德,更要构建权力伦理。构建权力伦理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构建权力伦理是制约权力这种"必要的罪恶"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现实要求。构建权力伦理的可能性既在于权力是一种可以受到伦理法则约束的正常需要,也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使权力弃恶从善。     

从伦理学角度看孔子美学

孔子儒学以“仁学”概之,后者主要地就是一种伦理学,着眼于建构人际伦理和政治伦理。其美学生发于其中,即社会现实、伦理政治问题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格,这给中国社会和中国美学带来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安全感调节下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建构机制研究

我国社会转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而人口的流动性又造成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异质性和人际信任模式的新变化.本文以城市流动人口安全感及人际信任为讨论主题,分析在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以及市场博弈情境下,安全感、人格可靠性、制度诚信、社会诚信等因素对流动人口人际信任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揭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际信任模式的建构机制及发展变化规律,以期为解决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当下困境及促进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辨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加以严格区分和界定。混用“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会造成用“伦理制度”的研究来取代“制度伦理”的研究,从而不利于伦理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误用“伦理制度”来取代“制度伦理”,则不利于个体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从行政权力的本质反思公共行政伦理

行政权力从属于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制衡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并减少行政权力的异化,从而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宪目的。行政权力的起源及其本质说明公共行政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伦理的建设应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学逻辑,主要采取法制化的有效途径。     

和谐社会建构的制度伦理基础

面对由市场经济所内生或者所强化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个体行为的分散性、资源的有限性和思想道德观念的多样性,和谐社会的建构可以选择美德、权力和制度三种主要模式,而制度则是支配现代社会的主要而又优先的力量。这意味着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制度伦理。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两大部分。除了形式方面的要求之外,制度设计伦理的合理内容主要包括发展理念、秩序理念、人权理念与平等理念等伦理理念。制度运行伦理包括制度管理伦理与制度实现伦理,它以服从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为主体内容。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人际信任发生机制探索——相识关系的引入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发生蜕变,然而人际纽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本土信任发生基础.在高度分工与异质性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进行大量频繁的工具性交往,进而产生了相识而不相熟的人际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1647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介于熟人与生人之间的相识关系正在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以情感和理性为中介变量,则可将相识关系与家人、熟人、生人三种传统的人际关系纳入人际信任发生机制的理论模型.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建构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是时代宪政运动的精神内核,是人类现代宪政伦理价值的中国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宪政国家实践之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等,是我国宪政伦理的基本价值.当代中国宪政伦理存在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矛盾,即人权保障与主权维护之间的矛盾,人民当家做主与“为民做主”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正当性要求与实际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重构应主要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伦理价值理念,着力构建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伦理价值体系;明确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实现以人为本、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制度伦理价值;选择中国特色的宪政伦理建构路径.     

“去伦理”与“非伦理”：轴心时代的思想轴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伦理政治的困境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内生性原因。政治＂去＂伦理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本质诉求。其时,革故纳新的先声先驱通过理论的先导与实践的现行挑战合法的权力与权威以粉碎解构旧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非伦理与去伦理则构成思想界的主流,政治社会由宗法伦理的实践样式变革为道义伦理的目标性诉求。     

权力的伦理

权力与伦理的关系是任何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 ,重新表述权力伦理就是援引一般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 ,运用演绎的方法 ,在权力领域中建立以权力为专门约束对象的社会伦理子系统。该子系统对应于权力的形成、结构与运作方式 ,能够具备逻辑上的自洽性与周延性。作为规范研究的必要补充 ,社会情境也适当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权力伦理基本精神的建构

权力的运行应该受到权力伦理的引导,权力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涵盖权力伦理核心价值的坚守、公共节操的培育和强化、权力边界的制度规约等三个方面.应当倡导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确保权力对权利的忠诚,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高扬公共节操,培育权力主体的公共德性,让权力主体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设置权力边界,强化制度对权力的伦理约束功能,使民众尽享权力之利而免受权力之害.     

论诚信的地位变迁--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转型

本文认为 ,由于传统和传统伦理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以及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传统伦理文化正在实现当代转型。传统伦理文化得以转型首先在于 ,在当代社会最具生命力的诚信已取代忠孝成为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诚信的地位变迁 ,既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解决当前道德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要求诚信模式由原来单一的人际诚信转变为人际诚信与契约诚信相结合。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治理算法：算法风险的伦理原则及其治理逻辑

智能时代的特点是数据与算法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算法赋能社会的同时,也伴生了“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内生风险,因此需要深刻理解算法的伦理面向,以确立算法风险的治理原则,进而构建科学有效的算法治理体系。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实践,从算法治理的“权力—权利”价值与“技术—社群”路径两个维度,阐述了算法风险治理及其伦理关切的四个核心面向：可控、透明、安全、公平。算法伦理风险产生于算法权力和用户权利的失衡,因此算法治理的价值在于规制算法权力并保障用户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技术改进与社群约束,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向善,防范或化解算法支配、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并保障算法使用的安全性。     

控制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路径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行为特征,为揭示我国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我国应该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建设、建立公共权力运行的社会制约机制、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的法制约束机制、加强公共权力运行的伦理规范这四方面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过程实施强有力的制约与监控,最终实现控制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