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军爵"、"公爵"条目献疑

<商君书>乃至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军爵",当然也无与之相对的"公爵".<汉语大词典>设"军爵"条目并在"公爵"条下列"朝廷的爵位"义项,<先秦要籍词典*商君书词典>设"公爵"条目,均源于对<商君书*境内>篇一段话的误断.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艺文志》之"文"正名

传统理解把<艺文志>的"艺文"看成联合结构,即"艺"乃"六艺"、"文"乃"诗赋(或文学)","艺"文"并称;实际上,"艺文"乃偏正结构,为"艺之文",即<艺文志>所列诸类,均是六经的文本体现或反映之意.这种说法可以通过<艺文志>文本及当时人对"艺文"一词的运用方面得到证明.传统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艺文志>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主旋律"影视剧路在何方

由于历史的及编导人员创作认识上的原因,不少"主旋律"影视剧具有概念化倾向,收视状况不尽如人意.如何摆脱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桎梏?<生死抉择>与<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主旋律"影视剧的成功创作提供了范例.     

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天问>中的"帝何竺之"是解读作品的难点之一,从古到今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调节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它的重要功能是发挥社会调节作用.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老子》之"道"的现象学诠释

本文认为,要把握<老子>"道"的实质,必先理解<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和原则.<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就是比参法.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认识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认识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本质,这就是<老子>那个"寂兮寥兮"的"道".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风潮中的民声与官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新闻媒体之所见所论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的主要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迅速报道并发表了不少评论,其中<申报>、<大公报>与<文汇报>或多或少对国民党和政府持批评立场,大体可谓民声的代表,<中央日报>则基本上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可谓官声的代表.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体上反映了事件的进程,评论也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多数媒体都表现出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以及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但有些报道和评论亦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在对事件的全面反映与分析定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从殷卜辞黄组两种“王廿祀（祠）”看帝辛卜辞的存在证据

殷墟卜辞中帝辛卜辞确实是存在的.黄组卜辞王廿祀的资料可分为两组按文字分,"王廿祀"之祀,一作"祀",一作"司";按事类分,一为周祭祀典组,一为"在上(比吾)"组."王廿祀"用在周祭祀典组,"王廿司"用在"在上(比吾)"组.卜旬加周祭祀典的"王廿祀"卜辞应为帝乙时期,"(辶必)于上(比吾)"、"在上(比吾)"的 "王廿司"应为帝辛时期.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文王演《易》"的动机理论阐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文王演《易》"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孔子说""荀子门人说""作者不可考说",等等,让本来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聚讼纷纭。根据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文王姬昌完全具备"演《易》"的动机需求,并借助所演之《易》掌握了商、周斗争的政治话语权,承受上天賜命,翦除殷商,替而代之。     

《封神演义》与殷末史的流传

《封神演义》是明代的一部神魔小说 ,它是在《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经过大量扩充、演绎而成的。它诠释、补充、丰富了史书对殷末这段历史的记载 ,使纣王的暴行与武王伐商事件具体化、情节化 ,为殷末史的流传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条件 ,使三千年前晦暗不明的殷末历史在下层百姓中得到了有效的普及与宣传     

箕子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箕子是殷商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他处于商末周初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与殷纣发生激烈的道与势的冲突,在国家破灭时,走之朝鲜,建立箕子朝鲜地方政权,臣属于周王朝.在朝周时,向周武王讲授<洪范>--治国之大道--其中熔铸了箕子的世界和社会构成与结构体系观念与系统的国家哲学学说.这个学说为周礼所吸收,并据此把箕子朝鲜建成东方君子国.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