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供求变化及平衡战略

政府能力是一个政府实现自己职能时所具有的能量和资源。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政府能力一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需求”，另一方面却由于不断受到各种侵蚀而减少了“供给”。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的政府能力建设必须从战略上实现四个转变：从粗放式的政府能力生成机制到集约式的能力生成机制；从主要依赖和开发“硬能力”到主要依赖和开发“软能力”；从强调能力提升到治理流失与提升并重；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到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     

近年我国政府执行力研究综述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组织执行政策的能力和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提升政府执行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政府竞争力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执行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执政人员执行意识淡薄、政策执行制度不健全和执行组织结构不合理。因此需要优化政府执行机制,发展行政文化,提高公务员素质,并完善政策执行的相关配套制度。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的运作逻辑、实践梗阻与调适路径

对口支援需依靠行政发包制分解任务和“项目制”作为基本载体落实任务,形成“发包”“支援”“落实”三个关键环节。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对口支援易出现“发包”环节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支援”环节受援方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及“落实”环节项目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数字技术赋能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一是可以提升责任性,推动援受双方从“任务”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减少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二是可以提升参与性,使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激发受援方内生发展动力;三是可以提升回应性,推动对口支援从“向上负责”到“上下兼顾”的转变,矫正项目供给偏差。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的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信息技术从“无线”信息方式跳跃到互联网时代,政府政务核心也将由“服务”功能过渡到“传播”功能。随着独立媒体、战略媒体以及纯粹个人媒体的出现,社会媒介矩阵已经重构,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与提升政府网站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具体调查分析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状况,发现政府网站的建立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别与地区差异;网站首页栏目设置上,规划欠合理、主体不突出,对网络传播的基本信息技术重视不够;同时,政府在线办事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性不高,县级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大众传播”方式未能真正实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的传播能力亟待提升。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创塑知识管理政府提高政府行政能力

当今政府能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增强政府能力是现代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管理应运而生,政府需要知识管理.政府知识管理是政府能力的重要内容,推行政府知识管理是提升政府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知识管理融于政府能力要素之中,通过与各要素的作用达到政府能力的提升;知识管理有助于加强政府职能,是实现高品质政府职能转变的选择.     

论政府绩效评估的两个维度

为提高政府绩效评估水平,需确立政府绩效评估维度,在具体实务中将维度确立为行政能力和行政效果。行政能力的核心因素是人,更强调绩效评估的“绩”,关联于个体绩效;行政效果的核心因素是组织,更强调绩效评估的“效”,关联于组织绩效。组织绩效更强调绩效评估中的决策与控制,个体绩效更强调绩效评估中的考核与测评,二者之间是一种矛盾生成关系。通过对政府绩效维度的区分,明确组织绩效与个体绩效之不足,将绩效评估推进到绩效管理,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化。     

便民服务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上虞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上虞便民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创的规范性＂政府超市＂,实现了地方政府服务机制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便民、效能为取向的政府服务制度体系,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上级政府的肯定,其经验被推广到了全国。这一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代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便民服务中心的实践表明：集权未必低效率,资源整合是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方式。     

市场机制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借鉴及法律规制

有限政府要解决日益扩大的行政事务,必须借助于政府以外的力量,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于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变革。政府职能内部市场化、政府职能非行政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政府参与市场运作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突出表现。目的的公共政策性、手段的市场性、意思表示的政府主导性、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法律适用的综合性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引进市场机制的主要特征。为使市场机制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优势,必须从适用范围、审查制度、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估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强法律规制。     

论信息化时代的公共危机管理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提出了以行政公开、公共信息的及时透明为核心内容来革新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其具体做法:一是澄清认识,走出全能政府独治主义和行政信息由政府垄断保密的黑箱运作误区;二是及时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公开危机真相与危机行政的有关信息,打破政府处理危机过程的失语状态;三是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交流,借助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稳定公众情绪,消解或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     

关于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对我国行政机关应当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完善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行政许可法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为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对行政许可设定事项建立创新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问题也作了进一步探究.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政府能力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今时代对各国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政府能力是政府实现自己职能时所具有的能量和资源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政府能力必然要发生变化 ,我国政府能力也未能幸免。根据我国政府能力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指出政府能力变化的原因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基于“6σ管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研究

在简要论证“6σ管理”对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适应性基础上,构建了基于“6σ管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并就其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等工作流程和规制予以阐释,提出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6σ管理”模式实施应注意的问题,包括注重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的顶层设计、6σ项目选择应注重问题导向机制、不能仅仅等同于做项目、把握管理工具应用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基础数据要准确全面及时等等。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行政改革借鉴西方行政理论的约束性分析——兼论现阶段中国行政改革策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威尔逊-韦伯式官僚体制弊端的显露,西方政府启动了新一轮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运动,西方新理论、新工具层出不穷。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迫切需要政府开启新的行政管理改革。但面对未建成的韦伯式公务员制度、古代官文化、政府辅佐下的市场体系、法治文化尚待建立、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情况,西方新理论、新工具的使用必须以中国现实为依据,在发展和改造中开展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儒家行政思想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行政思想在我国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当今许多行政体制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次文化根源。这些问题在我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中对完善行政体制、政府职能转变和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儒家思想中也有如重视领导者的素质、尚贤使能等许多有益的成分,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