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魏晋风度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影响——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

魏晋风度的展现彰显着魏晋名士的一代风流,他们或张扬,或自我,或率真,不同以往,而这种气度和情怀也影响到了魏晋时代的女性。本文试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从三个方面揭示出魏晋女性的美,无论是姿容的曼妙,言辞的雅思以及品德的高洁,抑或是情感的真率流露,无不独具风流。     

简评魏晋风度

一何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魏晋人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然,魏晋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正始名士有正始名士的风度,竹林七贤有竹林七贤的风度,到了西晋元康时期,又有西晋元康时期的风度。而其中又分别有哲学家的风度、诗人的风度,天子与朝臣的风度,等等,一言难以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错位名士心态与李白悲剧

李白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却经历了失败的人生。造就诗人失败的个性要素，是对魏晋名士风度的认知错位。诗人有志于天下却表现得无意功名，将魏晋乱世的高逸移植天下大治的盛唐，遍干诸侯的动机与蔑视权贵的言行相矛盾，使诗人不能遇于当时，也令后人纷争不已。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

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鲁迅发表了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鲁迅的讲演对魏晋士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古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国内外学者对魏晋玄学及名士作风的研究无疑已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足,学术界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研究,多年似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阮籍、嵇康是魏晋玄学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魏晋之际这个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对他们与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     

陶渊明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杰出诗人,是魏晋风度真正的代表人物,执著地追求自由、挥洒清新飘逸的诗风,表现一派质朴脱俗的真情,这就是陶诗也是魏晋风度的真谛     

论魏晋南北朝尚“素”的政治意识及其儒学色彩

魏晋风流，形迹不一，或不拘礼法，率性任真，或敝履功利，以遁世为高。而其间的尚“素”的政治意识，也是不应忽视的一种思潮。我认为它是魏晋风流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魏晋风流的不可忽视的底蕴，对它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特征的理解...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莫泊桑小说创作品格与中国文人艺术思维》作者:聂世闻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莫泊桑长期以来倍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其根本原因在于:莫泊桑的精神风貌与中国文人的传统风范、莫泊桑短篇小说模式与中国小说的思维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暗合。莫泊桑极端自由放达的风度,自然使人想到了中国文人的风流,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流。二者反映出了相同的内容。首先,     

略论稼轩词中的魏晋典故

稼轩词多用魏晋典故,其中有深刻的时代文化原因:一是稼轩所生活的南宋一朝动荡偏安的时局与魏晋时期相似,稼轩自身遭际亦与魏晋士人有暗合之处,故易引起稼轩今古同悲之叹;二是稼轩在精神情怀上与魏晋风度的接近使其更易受魏晋风度的影响。稼轩在酒、深情、陶渊明三者上对魏晋风度的接受和扬弃反映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涵,而在词中运用魏晋典故亦对稼轩词深沉厚重、刚柔相济的风格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