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的悲剧成因及其社会意义

19世纪 2 0 - 50年代 ,俄国作家塑造一批独特肖像 ,即“多余人”的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是他们的典型代表。通过剖析他们由家庭出身、文化素养、生活方式、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悲剧性格 ,揭示出俄国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有悲惨命运 ,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着跨时代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李小林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①之后，“多余的人”成了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形象的代名词。这...     

论长井代助的“多余人”身份简

“多余人”一词虽源于19世纪的俄国文坛,但它本身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就是一个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有相似点,却又大有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代助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天赋的贵族”,他对社会极度不满却不愿投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中去,只愿做个高蹈自守的旁观者。同时,他又敢于反叛日本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积极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自然”的爱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世纪儿 多余人 零余者

世纪儿多余人零余者张承菊在文学作品中正式塑造“世纪儿”形象以“世纪儿”命名的是１９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他的《阿达拉》和《勒内》被誉为“打开了浪漫主义世纪”。“多余人”是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在俄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组形象系列。这组形象...     

觉醒又不能自拔的“多余人”

19世纪俄罗斯系列形象研究之一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极为特殊的一组人物群像.本文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的运行轨迹,较集中地反映了"多余人"的苦闷、探求以及不幸的悲剧命运.     

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新集体主义”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诠释

"新集体主义"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集体主义冲击的一种回应.在"新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对个人和正当的个人利益的认可、尊重和保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坚持"新集体主义"原则.     

在“两课”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思考

"两课"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必修课,作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应率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讨"两课"教育教学的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措施等三方面的内容,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