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笔下的曾国藩形象

从1906年的日记到1960年致友人的书信,胡适在多处对曾国藩进行了评述。在胡适笔下,曾国藩是修身之模范人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亦是带来清王朝短暂“中兴”的著名将相。胡适视曾国藩为修身之模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身角度。实际上,他从早年起即不甚在意曾氏那些理学意味极浓的修身名言,对其理学成就更是忽略不提。关于曾国藩的古文,胡适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应用”功能,对曾氏在古文上的具体造诣却论述不多。胡适固然认为曾国藩是使清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但明确指出曾氏的中兴事业并未长久,并加以批评。总之,胡适以他自己的标准描摹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曾国藩形象。     

论曾国藩家族女性对曾氏家风的继承与发扬

曾国藩家教开启了曾氏家族的繁荣局面,但这个家族在曾国藩之后尚能绵延数代且代有人才则得益于以郭筠、刘鉴为代表的曾氏家族女性,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和理论体系,扩大了曾氏家教的范围,拓展了曾氏家教的功能。     

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洋务观的继承和发展

1863年春,黎庶昌因前一年应诏上书万余言切论时事,为清廷“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曾国藩很赏识黎氏之才华,“接庶昌延入幕”,即优礼待之.从此,黎庶昌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十余年,受曾氏“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思想言行的浸染和熏陶,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俩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师生加父子般的深厚情谊.     

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从湖南士子刻苦求学、奋发向上的学风中,敏锐地预言:“现在同乡诸人讲求词章之学者固多,讲求性理之学者亦不少,将来省运必大盛。”曾氏本人就是一位终生刻苦钻研学问的人。他一生涉猎极广,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诸史百家,兼收并蓄;既有渊博学问,又有赫赫功业,曾被誉为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在曾氏一生涉猎过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的著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曾氏一生“事变万端”的文治武功中,刊刻和传播《船山遗书》,在湖南甚至中国的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件很重大的举措。从中可以看到,在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落后性,然而由于曾国藩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和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又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中不无值得重视的内容。今不揣谫陋,就曾氏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天命”问题。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曾国藩的“勤”字析

“勤”字不仅是曾国藩的兴家、发家、个人谋生,强身健体之根本,而且还是修身、齐家、治军、用人、为官之准则。当然也是曾氏创建理想和谐家族社会思想的一部分。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试论曾国藩的文艺创作心理思想

<正>曾国藩（1811-1872）在政治上的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此处不论。单就文艺创作来说,他是一位“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胡适语）,一位颇有造诣的文学家、书法家。曾国藩极为称颂古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正因为如此,他“虽万事丛忙,     

曾父教子育良材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人，一生的爱好就是读书，曾国藩的这个好习惯，与父亲曾麟书的成功教育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应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曾国藩。《讨粤匪檄》,在内容上与事实严重背离,在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根本不值得称赞。此外,尽管曾国藩战胜了太平天国,但是,他对清王朝的前途没有信心,产生了严重的＂望死＂情结,但是,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客观上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

同作为晚清湘系集团要员的曾国藩、左宗棠,虽说在关乎派系大局的事情上不乏同心协力之时,但亦多有个人嫌怨,甚至不止一度地明显交恶。这与两人的性格因素密切关联,曾国藩内里强毅而又外表谦谨,左宗棠生性率直而又不掩狂傲,尽管在特定情况下,能通过双方的克制、容让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但总不免要对其关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1900——1907年林乐知有关清末新政的思考与评论

1900年后,传教士和著名报人林乐知对当时清末政局和中国革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在教育改革方面,他重视＂蒙学＂和＂女学＂,并建议对传统士大夫进行＂仕学＂再教育。在政治立场上,他支持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手段,尤其对晚清＂预备立宪＂寄予厚望。随着他对清末新政逐渐失去信心,对革命派的态度有所改善。但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根本出路只有教育和基督福音。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于倡农,兴办农业组织,举办农业学堂,惜农,护农,颁布政令等.清末民初我国农业经济的近代化,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努力,不无关系.     

杨炳及其《习武序》的历史贡献

清康熙朝的御前侍卫杨炳,武功出众,文武双全,并以武致仕。他技艺绝伦,人品高尚,功绩卓著,所著关于梅花拳的重要著述《习武序》,把东方传统儒家思想与梅花拳理相融合,从而成为梅花拳的文武大法,并为义和团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杨炳及其所著《习武序》在中国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朝末期汉诗家申纬

李朝末期,社会极度堕落,百代硕学李星湖、丁茶山归隐林下,文运陷入混沌。天才诗人申纬继金昌协之后成为时代的彗星。其诗以苏轼为宗,自命“由苏入杜”,又因同清代名儒翁方纲等江南名士广泛交游,故受清朝清丽纤靡诗风之洗礼。其书、画亦为人颂。因此,申纬以诗、书、画三绝名扬中外,在朝鲜汉诗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略论清末女子学校教育学制的产生及特点

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学制的确立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07年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建立了男女有别、自成独立体系的女子学校教育学制系统。女子学校教育正式列入了清政府的学制系统,为女子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法制上的保障。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主流观念直接决定了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和特点。清末女子学校教育学制的确立,为女性群体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