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与“仁”看孔子的艺术精神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精神和承担责任的忧患意识，并以此奠定了后期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但是，孔子虽然关注于“用世”，却并未忽视“立人”，“用世”和“立人”是他的学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旦我们开始注意孔子“立人”的这一方面，便会发现他对于人并非只做道德的限定。相反，由于孔子用心于人的自由发展，由于孔子本人就是音乐艺术家，使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艺术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他的思想与人生另有富于艺术精神的侧面。孔子的这种艺术精神，汉儒、宋儒都有所忽略。…     

孔子的“三忘”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对其“三忘”精神的概括和说明。所谓“三忘”精神, 即“发愤忘食”的勤奋精神、“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和“不知老之将至”的不老精神。孔子的人生, 可以说是勤奋的人生, 快乐的人生和不老的人生。他的“三忘”精神, 既充满着“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 也洋溢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是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深思之, 于现代亦有意义。     

试析孔子“为仁由己”的主志思想

个人之所以要选择道德的生活方式,成为德性高尚的人,则是因为个人以德性的养成作为人的自我实现,以德性生命作为个人生存意义之所在。“为仁由己”是孔子对“个人何以可以成就德性”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儒家对于个人成就德性生命和实现自我所指示的路径。     

孔子法治思想新论

孔子的政治学是以“仁、礼、法、德”为基本框架,孔子对法的思考亦在此框架下展开。孔子立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二分结构,定位礼、法之治的疆界、路径和方法：礼是治人之法,路径是“以仁入礼”,方法是礼法和礼罚;刑是治民之法,路径是“以仁入刑”,方法是刑法和刑罚。孔子论刑法治民,主张制定刑法应“以民为本”,目的是使“法无所用”,由此提出“片言折狱”“胜残去杀”“讼必无讼”刑治三步论。刑法之治要走向“法无所用”,需要法度思想的滋养和法度精神的引导。     

情感哲学视域下的孔子仁学与成人之道

孔子的仁学以情感为底色。正因为仁学重情,才使得“仁”并未沦落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与人的存在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才使得“仁”始终处于一个“成人”的整体性过程之中。这样的“仁”处处落实在“行仁”之中,使人身心合一、言行合一、情理合一。性情培育的圆满完成,也就是仁学目标的完满实现。孔子的仁学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又是一种成人之学。情感在成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成人的三大步骤,既是培育性情的最佳手段也是最终目的。诗兴发情感和志意,礼引导人走向性情之正,乐是人之性情完满状态的最好体现。总之,孔子的仁学与成人之道,都是为了调养人之性情、导化人之心性,使之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前期儒家的生命哲学

一 中国思想史肇始于“青铜时代”,即殷商西周时期。伴随殷周之际文化上从神本到人本之观念转换的,是主体“优患意识”的诞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日文》)忧患意识的实质,是对人之作为主体的自立性和相应的责任感的觉悟。这种觉悟乃最终导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先秦人文思潮。 孔子富于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以下该书只注篇名)坚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子性格的另一面。比如他时常感叹:“死生有     

敬鬼神而远之刍议

孔子是否相信鬼神,这在学术界早是一个争论不定的悬案。近来,又有人把“敬鬼神而远之”的“远之”说成是远避之意,既敬之又远避之,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怀疑论。事实上,只要能正确解释“远之”的含义,就能正确理解孔子的鬼神观。一、远避鬼神不符合孔子思想“远之”若解释为远避鬼神,则不符合孔子思想。既敬之,又远避之,示疑之辞也。然而,孔子是反对政教疑惑不定的:“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子之道本诺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试论孔子的精神修养境界及其通达

孔子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是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的一生。“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孔子通过学习、实践 ,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这一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修养的过程。公元前 5世纪的中国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秩序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这种形势 ,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孔子则提出了“仁”。从精神修养的角度来看 ,孔子的“仁”为精神修养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基础。…     

孔子仁学思想中的情感张力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论仁,实乃指称人之全德也.然其仁之内涵的具体展开、仁和礼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以及作为“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的实际推行,无不彰显着深刻的情感张力.对情感的洞察和重视不仅使孔子的仁学思想焕发出亲切活泼的精神并使其中各主要范畴之间的关联得以血肉丰满,而且,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实践特征也充分地展现出来.相应地,孔子的仁学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便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传统精神中“重义轻利”价值观评析

我国向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对高尚道德和完美精神的追求。而“重义轻利”,则是传统精神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见得思义”、“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名言警语,几千年来一直被用以褒贬劝戒。然而,在前些年的开放过程中,一些人“妄自菲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人类仁爱社会理想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在伦理要求上做为最高标准的“仁”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思想上要求实行“仁政”。但“仁”的中心思想是“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孔子家语》)。这里也提出了“仁者”如何爱人爱己处理人我关系的问题。《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好象是一句士大夫终身可行的个人修养的箴言。但放在儒学整体思想中,这是“仁爱”思想的进一步表达。是对如何“爱人”“爱己”的问题的回答。含有“爱人如己”的思想。人之所欲者最大可概括为爱己,人之不欲者最大可概括为害己。一个善,一个恶。己所恶的,不施于人,是忠恕之道。反过来已所欲者,也施于人,就是仁的最高境界:爱人爱己,施爱于己,施爱于人,建立仁爱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圣者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在世俗社会中爱人如己的精神的贯彻是至道大德。执政者权力在手更具有施爱于民众的能力和责任。仁爱政治是全社会获得爱的保证。当今世界危机丛生,生态环境问题、极端民族主义及战争问题、难民问题,贫困和暴政问题、人权问题,总之是人类生存问题,不断困惑着世界。世界需要发扬爱人爱己的精神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论孔子的死亡观

孔子由“天”引出“命”,认为生死是命。但孔子把必然性之“命”与道德性之“天”合而为一,使人们对“天”与“命”产生了某种亲和性,使死亡本质上成为勤勉人生的一种安息,而不是令人贡恐惧之事。他认为,“士”“任重而道远”,为仁、道而死,死得其所。死亡现象的存在和死亡意义的重大,使人的生命和生活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超越生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巧观念极为接近。他重生轻死,“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简论王国维的美育观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美育的积极倡导者和美育理论的早期奠基者,曾发表过许多教育论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教育理想和主张。他认为教育应当培养“完全之人物”,应使人的身体和精神同时得到和谐的发展。而在这种全面的教育中,王国维突出强调了美育的作用。他说:“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言者。盖人心主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在论述小学音乐课时王国维具体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认为小学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儒学两题

有人提出儒学两题,我试答如下: 问:春秋时儒墨同成显学,何以墨学独晦,直至清代才被人提起?愚见:墨子之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优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优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儒家优良,墨家的施自贫贱始比儒家的施自亲始优良,墨子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比儒家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优良。 答:谈问题恐怕应从本原谈起。我国从野蛮进入文明大概在于东周战国之交,儒家正当其时。所以儒家的孔子被捧为大师,不是无理由的。在说人生而有父母,于是又和家与国毗连。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由里及表的概括,这是墨和管、老、庄、荀诸家所不能企及的。因为管、荀、老、庄诸家所见纵即比儒家精深,究竟偏于一隅,不及儒家能覆盖全体。再说墨子之学比起儒家是后起,其人也不与孔子同时,他的传统关系也不与孔子同。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为了东周”栖皇一生的人,从人格来看,他和管、墨近似,而与老庄不同,宗法之制,仿自殷周,不能不讲。所以孔子的“述”摆在“作”之前,如说孔子有“述”无“作”也不对,孔子作《春秋》,难道不是“作”吗?     

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①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所谓“狷者有所不为”,笔者有另文讨论。本文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精神,执著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