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宪性解释规则的司法适用路径

合宪性解释规则包括单纯解释规则、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单纯解释规则与冲突规则在司法裁判中混淆适用的问题需要阐明“宪法何时出场”,而两者的界定也明确了合宪性解释作为独立解释方法的基本立场。合宪性解释保全规则与合宪性审查具有异质性,违宪疑虑作为宪法事实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保全规则出现在司法裁判中的必然性。合宪性解释在不同涉宪情形下适用路径不同,其能够为推动宪法实施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构提供具体司法路径,与具体审查的程序衔接则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请求权的启动。     

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的“法”与“理”

我国当前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的混乱、同案异判等现象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作为裁判“法据”的彩礼返还法律规则粗糙含混,与民间习俗不一致。法官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作为裁判“理据”的法律原则。但因为法官对各法律原则的理解与优位排序不同,又因为与彩礼密切相关的婚约制度的缺位,法官常在裁判中加入诸多权衡,从而加剧了彩礼返还纠纷裁判依据不明、裁判尺度不一的现象。应重建婚约制度,特别是婚约解除损害赔偿制度。     

网购专利产品侵权诉讼地域管辖排除收货地规则研究——以格力与奥克斯等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为例

网购新业态的层出不穷为专利侵权纠纷带来新的挑战，由于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互联网专利侵权案件难以确定地域管辖。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针对网络购物收货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立场。最高人民法院在格力与奥克斯等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确立了网购专利产品侵权诉讼地域管辖排除收货地的裁判规则，为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指引规则。通过对185份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的分析发现，法院肯定或否定网络购物收货地法院管辖权的裁判逻辑都围绕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地的认定等要素展开。应当明确的是，互联网专利侵权管辖规范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管辖的确定性，同时要兼顾专利权的地域性。在司法审判中，首先应明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0条和第25条都不是网购专利产品收货地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依据。其次，网购收货的环节是专利产品脱离销售方实际控制行为的独立过程，因而网购收货地不能被解释为专利侵权行为实施地，亦不是侵犯专利权直接产生的结果地。该规则存在例外情形，在某些情形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内化于侵权行为地的解释，可以把网购收货地作为专利侵权管辖特别冲突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法律规定中，网络著作权侵权地域管...     

体育公平语境下国际体育自治规则的调整适用 ——法律公平视角和法律化方向

强调体育公平有对体育特殊性的关注,对法律公平的需求以及与法律公平共同实现的追求;指出对国际体育自治规则的调整适用应当以法律化为方向,在实体规则调适上着力于规则统一化治理,裁判权力的规范及限制,参赛资格纠纷解决和违规处罚标准细化及增设处罚原则4个方面;在程序规则调适上重在减少处罚权力冲突,确立争端解决程序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兼顾个案公平,以实现体育公平与法律公平的统一.     

近因原则及其向我国侵权法的移植

我国现行侵权法归责体系中,因果关系要件采用事实因果关系。英美法系中的近因因果关系更符合“正义”这一法的基本价值,但如果将近因因果关系直接移植到我国侵权法归责体系,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矛盾：我国在侵权法归责体系上采用大陆法系立法原则,主张确定存在因果关系后再考虑过错要件,而可预见性规则作为英美法系侵权法主要归责原则,却把过错视作构成因果关系的要素之一。我国移植近因原则,应该采用直接结果规则对近因因果关系加以认定,并保留将侵权案件分为一般侵权案件与特殊侵权案件的做法。     

论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司法适用

美国通过判例的方式确立合理期待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保险人优势,矫正当事人缔约失衡地位。我国《保险法》虽然没有规定合理期待原则,但该原则已经在司法裁判中大量适用,从586个保险案件判决显示,法官能够运用该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符合普通投保人合理期待的解释,进而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合理期待原则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且有立法化趋势。我国现有的保险条款说明义务、不利解释制度不足以应对保险双方缔约失衡困境,应适时引入该原则,与不利解释原则、说明义务等制度协同适用,更好地平衡保险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     

票据案件诉讼的若干法律问题

票据纠纷的性质应当是票据上固定权利纠纷以及票据法调整的非票据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在范围上，票据纠纷包括了因票据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和因受票据法调整的非票据关系所产生的纠纷．票据诉讼，应当适用一套特殊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诉讼经济原则、限制反诉、限制证据使用等，并且其管辖也不因金额大小而确定级别管辖，而是统一由基层法院进行审理．公示催告不属于诉讼，在程序上应把握申请主体、客体的合格．     

论合同书规则的独立性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则对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表意行为进行认定和解释。我国《合同法》有四个条文提到“合同书”,其中第32条、第35条、第37条的规定可被视为一个规范整体,即“合同书规则”。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何时成立是同一个判断。因此,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合同成立的判断规则。合同书规则主要是一项“裁判规范”,目的在于指引法官解释谈判过程中的表意行为并最终判定合同是否成立。合同书规则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成立要件。法官应根据谈判方明示的意思和法律的规定来认定是否属于合同书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可以综合考量合同谈判方式、金额、期限、专业性、行业惯例等因素而推定适用合同书规则。《合同法》明确了合同书规则适用范围内一般情形下的签章要求与例外情形下基于履行事实的成立条件。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完整的合同成立裁判规则,既不需要要约承诺规则充当解释性依据,也不需要它作为漏洞填补的工具,本身即足以解决适用范围内的合同成立争议。     

网络侵权纠纷特别管辖权的确定

“侵权行为地”特别管辖规则难以适用于网络侵权纠纷。但对互联网环境下,侵权诉讼的特别管辖规则的确定,更多的是需要在坚持传统的侵权案件管辖规则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点,对管辖地与案件本身的关联度进行考量和分析,判断是否便于审理、执行,是否有利于对原告所受的侵害提供救济,以此作为网络侵权纠纷特别管辖权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关于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探讨——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司法裁判中一般以法律规则为依据,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规则失灵情形不断出现,此时应有法律原则适用之余地.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前述观点进行论证的基础上,指出利益衡量是法律原则适用的中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利益衡量可细化为三个步骤.     

论保险合同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

在保险合同纠纷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存在随意性。为此,须明确界定歧义,将保险合同作为整体,以一个保险"门外汉"所能达到的理解力为判断标准。同时,不同的歧义类型在价值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包括促成保险人谨慎起草、消除合同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实现公共政策等。不利解释原则只适用格式合同,对个别商议条款并不适用。并且,该原则与其他合同解释原则或解释方法组合适用时,应遵循外在位阶关系,仅为备用解释工具。     

对保险近因原则的思考

近因原则是保险法的四大原则之一。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该原则。司法实践中也通常采用这一原则来解决实际问题。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必须通过近因原则来确定损失与保险事故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试图从近因与保险责任的认定方法和具体应用近因原则应注意的问题几方面来分析为完善我国保险立法,应确立近因原则。     

商法基本原则研究

商法基本原则集中反映商事关系的本质特征 ,贯穿于全部商法规范 ,它区别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 ,也不等同于商法各部门的具体原则。商法基本原则是整个商法规范体系得以构建的基础 ,是商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商事纠纷的裁判规则。商法基本原则应该反映商事关系营利性的特征 ,应贯穿于全部商法规范 ,应体现各国商法的共性 ,适应商法国际化趋势———这是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商法基本原则至少包括 :商主体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迅捷原则和保障交易安全原则。     

开庭审理与径行裁判之间——我国民事二审审理方式的理性反思与重构

在立法上，我国民事二审审理方式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径行裁判为例外。这样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也造成了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失范，有法院对径行裁判随意适用甚至滥用，也有法院对径行裁判弃之不用。建议以“双方当事人均提出对原证据重新审查请求或者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作为开庭审理的适用标准，适度扩大径行裁判的适用范围，同时规范径行裁判作为主要审理方式的操作流程。     

疑难案件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与“最佳答案”

德沃金以疑难案件为切入点,提出了司法裁判的"唯一正确答案"命题,晚近又修正为"最佳答案"命题,强调司法裁判以保证个人权利为宗旨;对于疑难案件,没有可以依据的明确规则进行审理,则寻求原则作为准则,对现有法律进行建设性解释,而不能运用政策进行审判;原则是确定的,具有道德价值属性,因而法律问题具有"唯一正确答案",退一步讲,通过合理的整体性、建设性解释,将表面上看似实体问题的法律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方法问题,总会找到疑难案件的"最佳答案"。许霆提起申诉要求旧案重审,这其实再次体现了疑难案件裁判的法治困境,而"建设性解释"往往是在现实规范与国民期待之间寻找博弈平衡点。     

论法律发现的形式

法律发现是指法官判案时生成裁判规范的活动。很自然，裁判规范应当首先在制定法法源中寻找与确定。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作为正式法源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律发现的形式。此外，各种能作裁判依据的非正式法源也是法官进行法律发现的形式，可以在适当条件下选取为裁判之依据。     

行政协议裁判准用《民法典》规范：理据、模式与方法

行政协议裁判准用《民法典》规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依据，在我国司法语境下也存在较为强烈的司法需求。以类案检索分析为基础，可以归纳为单独、并行、民主行辅和行主民辅四种准用模式，随着《民法典》的深入实施，准用模式发展变化趋势亦可前瞻。法律方法的运用与修正不可或缺，就个案裁判规范的法律发现而言，需要运用和修正法律发现一般规则；就《民法典》合同解释方法运用而言，需要对一般解释方法进行优先关系安排与综合运用，并对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予以修正性准用；就准用及其结果的法律论证而言，通过类推适用及其证成操作予以基础性适用，通过叙事、规范和价值层面的融贯性论证予以整体性考量，通过后果性论证方法的运用与修正予以实质性权衡。     

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

合同解释规则本质上属于裁判规则，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合同解释的基础和对象、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并结合当今最新立法、司法及法学理论，对合同解释规则给予了全面且较为详细的分析     

法律文本中“法的原则”条款的设置论析

法的原则条款一般规定在法的总则中,构成了该法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基本准则或原理的条款.它的价值在于确保法的规则的正当性、指导法律解释、判断法律冲突以及进行法律的漏洞补充；其设定依据不仅在于它所调整的对象的性质与种类,而且要求与宪法的原则与规定为基础.法的原则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须严格遵守一定的条件与程序,即在规则不能的情况下,通过将法的原则具体化而引申为能够裁判案件的具体规则.我国法的原则条款设置在结构技术以及语言表达技术上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论举证妨碍规则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为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往往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阻碍对方当事人正常举证活动的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法官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适用举证妨碍规则提供了依据,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对举证妨碍的规定不明确,致使法官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裁判案件时难以操作.应当明确审判实践中法官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裁判案件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破除观念认识上和具体操作上的误区,以确保法官正确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实现案件公平、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