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转型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民主合作体制的建构——我国村庄治理模式的选择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村庄治理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局.通过对4种国家可能会选择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的民主合作体制主张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协作式平衡关系”,能够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做到很好的调适,既能满足国家基层政权对权威与合法性的需求,也能促进农村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是一种在现实和未来都具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     

建国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开发利用执政资源的特点分析

合法性是指社会公民对权力主体执掌和运用权力的认可与服从.它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其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1],与执政资源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

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流失与再造——基层治权修复的数字化路径研究

转型时期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增长”向“公共治理”转型,基层事务的量与责同步扩张,带来纵向权力介入过密化的基层治理能力困境。与税费改革时期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联结机制被瓦解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不同,当下基层能力困境表现为过密化治理中基层政权自主统筹属地事务的治权出现流失的问题。基层治权的再造面临条块关系中的治权上浮、属地管理中的治权碎片化、政社关系中治权的新型悬浮化等结构性梗阻。数字治理平台通过技术规则替代科层规则和基于信息的裁量权威生产两个环节,有效修复了基层流失的治权,并呈现出条线压力平衡、属地权威再整合和社会资源汲取等三重机制。基层政权通过技术赋能对治理流程进行局部重构,绕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结构性难题,一定程度增强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但随着基层治理问题愈加复杂化,实质性地再造基层治权还需要体制改革予以更深层次的呼应。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

依法治权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关键。只有依法治权,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法治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任务顺利完成,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目标顺利实现。而要真正依法治权,就必须做到:在治的主体上,国家权力机关与非国家权力机关相结合;在治的客体上,治权与治官相结合;在治的环节上,把对权力的获得,对权力的运行的制约、监督与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相结合;在治的方式上,监督与制约相结合。     

被动城市化过程中的村庄权力格局与村干部角色

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有一种可称为“被动城市化”,即城市的扩张消解了原来的农村社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村委会掌握着土地资源的处置权而形成了强势村委会和弱势村民这样一种权力格局,并且村干部逐渐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和村民产生分化,、权威或权力地位的合法性是村干部利益的保障,村干部通过对村庄选举的操控来实现这一点。     

资源型地区集体产权个体化后的村庄治理

产权结构与治理方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个体产权结构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研究发现:个体产权结构的建立与村支书兼任个体煤矿主的特殊身份导致产权主体与治权主体合一,由此引发村落共同体的权力由"道义本位"向"利益本位"发生转变,同时村庄也由"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分散体"转变。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产权性质决定了煤矿收益归煤矿主所有,以及煤矿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和村民自治的未有效实现。因此,需要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民形成合力,多措并举,确保资源型地区农民分享资源收益,实现村庄善治。     

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治理对于当前我国政权体系的重构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整实践——对成都市ZQ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的考察

在村庄层面,城乡建设用地项目的实施,是村级组织通过对本村内农地调整的动员和组织,争取城乡统筹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实现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这正是村级组织所代表的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行使农地调控权的过程,是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与村民自治制度联动的结果.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不仅是村庄治权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且是村级组织丰富其治理资源、增强其治理能力及实现村庄发展的有力杠杆.     

谈入世后中国政府形象建设

我国加入WTO后,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而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中国政府。政府如何应付挑战准确为自己定位,改变其权力行使规则将对国家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性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一个政府所拥有的重大资源和无形财富,也是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政治共识和政治稳定的基     

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

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产生权力的资源或制度,还包括了对权力的价值认同和权力运作效果的接受。权力被合法化以后,权力的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即便已合法化的权力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有支撑合法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不再为合法性提供支持,于是便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起点,为了重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对原先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整,权力分布的重新调整过程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     

依法治权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政治文明主旨强调政治的民主性、法制性,而在现阶段,建设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依法治权,只有将公共权力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落实在微观政治中,使实质性民主和程序性民主统一起来。作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组范畴,认为权力的合法性、合法使用权力、公众参与治理、遵循权力的行为标准等几个方面,是政治文明应该表现的内涵,以此探讨我国实现政治文明这一伟大目标在起步阶段的核心是“依法治权”。     

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

本文以一个中国村庄南街村为例分析了新权威主义的二重困境。相对于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不同于传统权威主义的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本身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为了维持权威,新权威主义政治有滑向传统权威主义、采用极端做法的自然倾向,如社会资源控制、政治全能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道德教化,但其成本高昂,可行性值得商榷,并销蚀着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化变迁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可从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党员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三个纬度进行评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包括村级党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危机等权力性因素,又包括诸如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执政绩效、外部环境等非权力性因素。因此,要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必须要改革选举方式、协调不同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倡导主流意识等,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权威。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老人社会的变迁与终结——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解读

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老人社会。老人集经验、知识、权力于一身,是社会权威的代表。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老人权威逐渐弱化,老人社会走向边缘化甚至终结。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关爱农村老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