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陕西和湖北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文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子女等同居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只有与子女等同居但子女外出打工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才比寡居以及与配偶独居时更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楼房、房屋更新、房屋建筑面积更大、房屋建造者为子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分群估计发现,居住安排对女性、低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研究进一步发现,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会影响农村老人的代际关系满意度和居住条件满意度,进而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对完善中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老年家庭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强调了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本文认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是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从宏观背景、理论实证基础、国外经验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完善我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家庭养老、老年贫困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角色定位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影响老年贫困的一般机制,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农户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对老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显著影响了老年相对贫困的发生率,成为老年贫困的主要诱因。基于此,本文对新农保制度提出改革建议:应加大对新农保的财政补贴力度,并逐步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西藏人口发展变迁与特征

人口普查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科学方法,是提供全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它所形成的数据是分析一个国家、地区人口基本情况和动态变化的基础信息.文章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西藏地区人口规模、结构、人口素质及其变化进行综合分析,从宏观上把握西藏人口发展变迁的主要走向和基本特点.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刻画了当前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1)青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相对占比迅速降低,这会加重其未来的养老压力;2)由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年龄性别比的失衡状况仍然严重,青年适婚人口会面临婚姻挤压——主要是对男性的婚姻挤压;3)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与高等教育的扩招,使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长足提升,这使教育不平等更多地表现为对优质教育资源分享机会的不平等;4)中国青年人口的初婚年龄大大推迟,青年人口的结婚率也随之下降。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现状与问题——对青岛市部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青岛市20世纪70年代政府实行“晚婚晚育、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部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的调查,反映出这一代独生子女以家庭的形式照料老人的现状,指出了他们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了建议。调查表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很重、问题很多,它将直接影响社会发展,成为今后我国普遍的社会重大问题,为此,全社会应及早重视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     

人口结构、家庭资产配置及空间异质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市场参与及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家庭会增加定期存款而减少股票投资,少儿人口占比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股票投资且定期存款的特征呈现性别差异;人口年龄结构对股票的需求存在空间差异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对股票投资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此外,金融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推广、收入水平的提升均可缓解老年人口占比对股票投资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对从人口学视角分析未来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方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当代家庭核心化变动的区域比较——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辅以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比较中国当代家庭核心化水平及其变动的地区特征.研究表明:各地城乡核心化水平的峰值出现在1990年;这之后,城市家庭核心化增长势头变弱;农村则出现逆转——多数省份核心化水平降低.2000年和2010年城市家庭核心化层级均为中度以上地区居多数;农村2000年以中度核心化为主导,2010年出现中度、低度和未核心化三种类型.2000年同地城乡之间核心家庭差异较小,2010年城乡核心家庭差异增大.当代家庭核心化水平下降并不必然促使较大类型家庭提升,相反城乡所有省份均出现单人户增大的局面.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基于上海的观察与反思

转型期的中国在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经历了急遽变迁.文章以上海为例剖析了其在家庭,家庭政策的理念、对象、主体和过程等方面的变迁,剖析了中国家庭政策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所经历的转型与挑战.整体上,上海家庭政策相对改革开放前表现出一定的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它所衍生的政策意涵是,中国亟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新认定家庭的价值,尊重家庭的多样性,并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态视角下重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政策.     

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僧侣人口:土地、家庭与村庄结构之间的动力——一个安多藏区村庄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从土地、措巴和僧侣人口的关系出发,与戈尔斯坦关于僧侣人口与家庭策略相关的观点进行讨论,指出僧侣人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家庭策略的结果,因为有“措巴”这一社会机制存在,人们有各种生计的可能.进而说明,人们出家为僧,是一种家庭的神圣性观念的体现,也是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     

制度安排与实践运作——对企业职业健康服务社会责任的社会学思考

职业健康服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所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企业职业健康服务社会责任的运作实践既受企业外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监督与推动,又受企业内部自身因素的限制与制约。在这两股相反作用力的博弈下,企业难以实现自身发展与履行职业健康服务两者之间的平衡。实际的履行状况距离制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只有将职业健康服务纳入"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中,才能实现企业职业健康服务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的平衡发展,即最优发展的战略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