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侨姓琅邪王氏复兴:以王方庆为例

以王方庆为代表的侨姓高门旧族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积极向武周政权靠拢,凭借其才学品行宦绩,深被武则天知遇,在治理地方、安定南疆、维护海外贸易和齐定朝仪典制、整肃风气、护佑太子、忠言直谏等方面大有作为,对武周朝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琅邪王氏亦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门户。而其他三家侨姓高门除陈郡谢氏早衰外,武则天对于出身齐梁皇族的兰陵萧氏,既无重用之意,亦无拉拢之心;江左袁氏也不似琅邪王氏积极向武则天示好。故而在武则天执掌的政权中,较难寻觅到江左袁氏人物踪影,兰陵萧氏更是不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在李唐政权中的活跃程度。     

历史资源与现实政治——以清季黄帝纪年与孔子纪年之争为例

“纪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清末,象征传统皇权的皇帝年号纪年法受到挑战,以黄帝纪年和孔子纪年为代表的新兴纪年方式登场,“纪年”论争演化为一场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对不同纪年方式的选择成为清末各派政治力量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在“纪年”论争的背后,一场深刻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危机已经蔓延。     

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

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高诗敏赵郡李氏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宗族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不断以赵郡平棘为基地，向周边各地迁徙，从而促进了徙居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对其分布地域的考察，也有助于对它与李唐关系进...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关于恢复年号的倡议

本文分析了西元纪年的局限性和在我国的不适用性,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增进海外华人归属感、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论述了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作者提出一方面,多数传统纪年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对年号纪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文章认为,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恢复年号纪年,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要舆论先行.宪法则为恢复年号纪年留出了操作空间.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关于恢复年号的倡议

本文分析了西元纪年的局限性和在我国的不适用性,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增进海外华人归属感、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论述了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作者提出：一方面,多数传统纪年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对年号纪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文章认为,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恢复年号纪年,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要舆论先行。宪法则为恢复年号纪年留出了操作空间。     

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

清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结合《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关于"革除"事迹的相关书写之法,可以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形成以下几点新的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的合法性。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年号,使洪武纪年合法化。再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年,对朱棣"革除"史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朝臣在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著名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明史》以及后世影响极大。     

评王永平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中古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显现异彩的一段时期,也是诸多知名学者,如陈寅恪、唐长孺、汤用彤、田余庆等先生勤力耕耘的园地。由于前贤时哲的开拓,魏晋南北朝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思想诸方面的研究均是硕果累累。这一方面给后学树立了取法的典     

休闲时光

在中国的绘画、书法艺术作品中,落款日期中的年份一般都用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依次纪年,常称“六十一甲子”。在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纪年方法常常是用年号干支兼用法。年号,自汉武帝起开始用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     

典签制度与南朝政局

魏晋时期 ,门阀士族政治导致了帝国的萎靡 ,名士贵公子们仕不事事 ,“华诞”、“浮薄”构成了江左五朝政治的最鲜明特征。“魏晋之华诞 ,五代浇风”一语即是其最好的概括。但时代进入刘宋 ,寒人渐掌机要 ,相较于两晋 ,政治上毕竟出现了些许新的变化。典签制的出现即是其表现之一。典签作为一个由寒人担任的名级低微的官吏 ,在宋齐梁时期一度大权在握 ,甚至连分封之诸王在其面前亦唯唯诺诺。本文之意图 ,就是对此时期的典签制加以探讨 ,考察该制度的产生、变迁 ,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联。一　　清代学者赵翼较早地对典签制度有所关注 ,在《…     

试论楚国历法的创新工作

历法是人们用来确定年、月、日,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的一种纪时法则.除了需要符合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以外,方便人们的使用应该是历法编制的基本宗旨.东周时期的楚国在自行编历的工作中,对纪年法、纪月法和正月的设置等都进行了既有别于商周、又有别于诸侯各国的改革创新.在纪年方法上,用与楚国有关的军事、外交方面的大事纪年,代替了以执政君主的在位年数纪年;在纪月方法上,用与楚人祭祀风俗有关的术语纪月,代替了数字纪月;在月建方面,采用了"三正"之外的亥月做为每年的正月.不过,由于这些创新举措的提出主要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因而使用起来并不方便.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楚国的灭亡,楚历的创新举措终因缺乏科学性、实用性而未能被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承袭.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变迁初探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逐渐专门化、由外朝移至禁中,宰相治事由兼职演变为专职.唐肃宗鉴于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教训,确立了宰相旬日更替秉笔治事制,唐德宗朝曾一度改为宰相轮日更替秉笔治事制.宋太祖为防范宰相专权,确立了副宰相与宰相轮流押班治事制.南宋不仅逐渐取消了副宰相与宰相轮流秉笔治事制度,而且宰相多兼领枢密院治事之权,这些制度变迁对南宋宰相权力膨胀起到了催化作用.     

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

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吴震“甘露”纪年写经题记引人注目，前人早有论及，然诸说皆与史实牾。今试为考辨。一、“甘露”纪年写本与前人比拟之失误本文将要探讨的“甘露”纪年写本佛经，据目前所知先后出有两件：甲件《譬喻经·出广演品、出地狱品》残卷（...     

唐代道教为何独尊及对唐文人和文学的深度浸渍

唐代道教独尊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由李唐皇室一手造成的。李唐皇室之所以推尊道教,是因为道教徒曾在政治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终南山楼观派对李唐皇朝的诞生有迎立扶助作用,茅山上清派对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定鼎作用。此外,尊崇道教始祖李耳还有神化李唐皇室身份,使之可在门第上与山东士族相抗衡的功能。为使道教成为国教或类国教,高宗尤其玄宗以后,李唐皇室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类国师制,鼓励编撰道教典籍,以及在科举考试中设置道举科,并抬高其地位等。道教兴盛不但改变了唐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也浸渍了他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还更新了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某些内容。     

地名与年号同称辑论

在我国古代郡县州府的行政区划地名或自然山水地名中,有不少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年号同称。其中有些地名是由年号而得名,有些则与年号并无直接关系。这一现象既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前辈学者虽有所论及,惜未系统爬梳整理。笔者今检得为数不少的与年号同称的地名,分类辑录,并略述因由。     

《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

在纪传体"正史"中设立书志始于《史记》,《汉书》继之,至唐修《五代史志》,更标志着"正史"书志的发展趋于成熟和完善。《五代史志》主要反映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同时在典制的叙述中,史家提出了对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客观反映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与朝代兴亡之关系,重视揭露封建社会刑法的残酷性。这些成就构成典制体史书向前发展的动力。史学演进至中唐时期,无论是时代环境、政治发展的需要,还是史学自身重"通"的内在要求,都呼唤典制体通史的出世。而《五代史志》的修撰实践,恰好在编纂体例、著述旨趣、史料内容等方面为杜佑纂修《通典》开辟了道路。因而可以认为,《五代史志》在历史编纂上架设了一条从"正史"书志向典制体通史过渡的桥梁。     

破除欧洲中心论 科学界定中国历史分期——兼论中国宗法社会及其两阶段

中国历史分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认为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应为“宗法社会”。中国的宗法社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封建领主制存在于周朝,先于欧洲十五、六个世纪,特点是按宗法关系“封国土,建诸侯”,主要矛盾是领主与农奴的矛盾;第二阶段的集权官僚制阶段,存在于秦至清两千余年历史上,特点是以宗法关系集中经济、政治权力,土地国有,小农经济,官文化统治,主要矛盾是官僚地主与农民的矛盾     

试析有部与中观宗的“自性”范畴

“自性”是佛法义理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尤其是在有部和中观宗的论典中频频出现,所以,本文试图对“自性”这一范畴进行试探性分析,通过比较有部与中观宗的自性范畴,明确双方对“自性”范畴的使用是一种同名异议的使用。并指出有部论典中出现的“自性”一词,其意义与“自相”相当,指诸法的功能相状,而中观宗的“自性”是一种假设。     

关于《渤海纪年表》的几个问题

渤海国虽为唐的属国，但私设年号，有自己的纪年。对于渤海的纪年，学界考订颇多，几乎所有的关于渤海的重要著作都附有年表。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不下十种。各年表间，或多或少，总有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新王即位是当年改元还是次年改元的不同认识；二是对有些史料的不同的理解。前一问题已由刘晓东同志很好地解决了。他在《渤海纪年再考订》一文中考证出：唐的即位改元法分为三个阶段。太宗、高宗、中宗前朝行即位次年改元法；睿宗、武后、顺宗、宪宗时期行即位当年改元法；穆宗以后又行即位次年改元法犤１犦。渤海的即位…     

年号琐谈

我国历史上使用帝王年号纪年达两千年之久,使用情况极为复杂,它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奉正朔”、“顺天道”的一种标志。集中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君杈神授、标榜封建正统,维护封建纲常、确立封建秩序的思想。年号是封建统治者欺骗人民、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     

前凉年号新考辨

目前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对于前凉年号的编排,就笔者所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以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以下简称《年代简表》)为代表,标出前凉各王改元年号①;一种以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以下简称《纪年表》)为代表,除了和平年号以外,其余用园括号标出各王使用西晋建兴和东晋升平年号②;再一种是195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荣孟源编《中国历史纪年》(以下简称《历史纪年》),该书先将前凉各王改元排列在前,再将建兴、升平年号以括号标注在后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