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自治中的角色重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分化日益明显,社区自治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目前我国政府依然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基层政府在社区自治中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等角色定位偏差,从而抑制了社区自治的进程.为了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快速发展,必须重塑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自治中的角色:社区自治应是政府、社区、居民协作的自治,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应当从纵向控制向横向互动上转变.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基层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良性互动的路径研究——以苏州Z市为例

民主与法治是社会和谐的两大基石.社区自治作为民主主体及基本表现形式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诱发性和强制性混合的社会模式转变,和谐社会的构建显然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如何整合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力量,形成和谐社会构建的合力,成为关键问题.而要形成政府与公众的双向合力,就必须实现政府基层行政管理权与公众社区自治权的良性互动.本文以苏州Z市为例,对如何实现基层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权良性互动路径进行探索,即以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能界定为先导,配之以衔接机制创新和绩效评估机制创新.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探讨

在当前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探讨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围绕政府权力、社会资源介入等外向力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然而,城市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盘活社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它能够在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行动中将其组织成员的身份、关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等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并推动城市社区实现可持续的良性治理。     

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 ,促使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城市社区的人群在内部必然形成不同的关系和组织结构 ,在外部必然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这就要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 ,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居民作为现代化、民主化意义上的市民参与社区管理 ,应在文化认同、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寻找社区认同和自组织基础 ,城市基层政府要及时充分授权给居民 ,培植“草根民主” ,从而顺利建立起社区居民的自治体系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完善城市居民自治 加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应遵循依法自治、党领导下的自治、政府指导下的自治原则,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提高社区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的西部城乡社区治理与自治类型研究

社区自治是新时期我国基层民主的三大基石之一,可从地域特征将西部社区分为集镇社区、原城镇社区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三类分析西部社区的治理现状,从经济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政府行为对基层自治的影响的角度,可分为政府控制型的象征性自治、政府主导型的渐进性自治和政府放任型的过度性自治三类进行基层民主状况的剖析。西部城乡社区要走上实质性自治之路,就不同程度地对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提出强烈要求,所以,社区不仅是接受政府权力“下放”与“回归”的理想选择,而且也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对社区自治空间的挤压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嫩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自治营造良好的自治生态环境,让政府真正从城市社区的一般性公共事务管理中退出,重塑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不断提高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责分析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但政府在社区理念、职能转变、组织建设、制度供给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当前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明确政府职责，把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社区的自治功能有效整合，才能推进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向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社区治理精细化转型的实现条件及政策建议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分类互动结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领袖拥有各自明确的权威来源,社区精英群体不再具有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身份。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可以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还可以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监督力量,并促进基层民主的增量发展。     

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城市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经过近20年的发展,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基本建立,并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发展不平衡、服务功能不完善、自治功能薄弱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协调和处理好社区建设中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既要加强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又要正确引导和逐步推进居民自治,着重强调要加强社区的基础性工作.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的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研究——以茂名市岭咀社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已步入"社区时代"。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制度、组织功能、公民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异化,未能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目标价值。本文在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通过对茂名市岭咀社区走访调查,对该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