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将重建社会理想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国君身上;深知“信”的作用,把“信”作为治国的基础;已经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为了高尚的目的,有时可以不择手段等特点。从现在来看,我们不宜过度美化他们的成就;中国政治家对中国法律的忠诚不仅应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品德,也是其基本的道德操守;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道德、风俗的培育;必须以正确贯彻“以人为本”思想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他们均重视法治。但由于所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其法治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研究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法家的全貌。     

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

人性好利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刑大于赏、轻罪重刑、反对赦宥是其特色。法家的重刑思想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导致了统治者对刑罚的迷信与崇拜及其酷刑与酷吏现象的出现,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忌讼与耻讼的心态,抑制了中国部门法以及中国法学的发展。     

《春秋穀梁传》与法家思想

《穀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穀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春秋榖梁传》与法家思想

《榖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榖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论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既有重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 ,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

本文讨论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思想①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作者对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比较,还对法家商人式的个人主义和儒家士者式的个人主义、道家艺术家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比较。另外,作者又对法家是否具有法治精神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民本思想与汉代的统治政策

汉代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主要在民为立国之本、民心民意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执政者应重视人民的利益甘苦和为人民谋福利等方面,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种民本思想对当时的统治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重农政策的大力推行即是一个重要表现。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道家思想在东汉中后期的发展

东汉中后期 ,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儒家经学受到冲击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 ,而富有批判精神的道家学说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张衡在提出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及其人生理想观理论时 ,对道家学说多有取资。马融、郎、王符、仲长统、郑玄等人也都对道家学说有所借鉴和发挥 ,表现出道家的思想情怀 ,道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荀悦在《汉纪》、《申鉴》中 ,重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 ,强调遵从天道 ,其中不乏道家的自然主义因素。受道家辩证法观念的启示 ,荀悦主张“通古今” ,强调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强调直笔意识 ,此举不能说与道家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抱朴守真思想无关     

张家山汉简律所见汉代父权

张家山汉简为我们认识汉代父权提供了新的资料,比对张家山《二年律令》简,对于父母有卖子权、杀子权、财产管理权等汉代父权之传统研究论断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

“故不以实”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吏行政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在汉代的鞫狱、廪给、上计、虏获、奏闻、度田等问题上有突出表现。为维护封建统治 ,最高当权者设置了相关监督机构 ,制定了相应的条例法规 ,颁行了有关诏令旨意 ,采取了一系列巡查、惩治措施 ,企图遏制这种诈伪欺谩现象的蔓延。但是 ,或因奉旨办案、有法不依 ,或因官吏舞弊、处置失措等 ,大都收效甚微 ,结果并不理想。其根源 ,乃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缺乏有效的官僚管理与监督机制。     

论唐朝的民族观念

本文认为 ,唐朝的民族观念处在变动之中。从前期的华夷一家到后期的华夷有别 ,表明唐朝处置民族问题随着形势的变迁而作出不同的回应。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唐人将民族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内 ,是政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唐中央与周边民族势力的关系而论 ,中央集权地位的强盛与衰弱 ,直接导致民族观念的相应变动。这是理解唐朝民族观念的基本动因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