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新儒家商兑

<正>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的关系,这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讨论得很多,尤其是新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新儒家在海外是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思潮。他们坚信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仍然有它的价值生命;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与中国现代化不但没有冲突,甚而还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动力。他们为此曾有许多论述。如果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主要抉发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肯定儒家伦理精神有着普遍的永存意义;那么年轻一代的新儒家学者则把儒家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王阳明思想与佛法

一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明朝最伟大的新儒学家。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中国,也在韩国及日本等地广受接纳,在东亚曾开创新的文化局势。阳明思想的伟大到底在那里?他的新儒学到底新在何处?他所开创的新文化是什么?与中国道统有何关系?阳明先生伟大的地方很多,其中值得一提,而往往为人所忽略的,乃是他虽身为儒者而不拘泥于传统儒家的古典文献中,能超越出既有的儒家思想型态,借助他人,尤其是佛家及道家,重新透视及表现中国道统,使古板的旧文化重生新机,发展新思潮,如果没有非儒家外来的冲击及协助,阳明     

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的重要思潮之一。它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推重直觉等主要特征。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     

易庸学合论

语(《论语》)孟(《孟子》)荀(《荀子》)之外,易(《易传》)庸(《中庸》)学(《大学》)无疑是原始儒学最重要的经典。论儒学,固然当回溯语孟荀,但若忽略易庸学,则似乎亦很难完整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构架与脉络。从总体看,易庸学既体现了相近的儒学传统,又分别从形上本体与价值根据,极高明与道中庸,以及止于至善与个体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儒家的深层内涵,从而使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进一步趋于完备和定型,作为儒家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易庸学不仅制约了儒家的尔后演进,而且在更广的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     

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兼谈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现代新儒家的所谓返本开新,就是反传统儒学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返本开新说提出的主要原因,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推崇。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途径,是与现代新儒家的整个价值系统密切联系的。返本开新说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缺点和局限。我们应该在审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想的同时,引出借鉴和教训,从而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理”“欲”相通──访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潘富恩教授

适逢复旦大学哲学系四十周年系庆，我们采访了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潘富恩教授。潘教授是哲学系唯一仍在任职的建系元老，R期以来他治学于中国哲学史，成果累累，对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更有独到见解，在学术界有相当的威望。我们就儒家学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过程中的作用采访了潘教授。潘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儒家学说的演变及实质、宋明理学“理欲观”和儒家思想，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重建的启发及意义方面作了论述。“葡”、“刑”不可偏废潘教授首先对儒学思想两大组成部分作了澄清。他说：“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未来哲学是心灵哲学

十多年来，中国哲学举步维艰，已陷入困境。人们非常不满于贫困的哲学现状，睁大眼睛，企盼新哲学的诞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哲学界展开了未来哲学的探讨。目前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传统派，他们认为未来哲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只要赋予儒学以现代含义，儒学就是最好的未来哲学。儒学的价值是永恒的，这就是新儒学。这一派势力强大，多是学有所成的大学者。另一种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已经成为文物，已被历史抛弃，不可能再有什么指导文化的意义。引入西方哲学以取代中国传统哲学，也可以…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思考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孕育于西周时期。原始儒学以伦理思想为基础,使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双向结合。儒学一方面既排斥思辨思潮,排斥纯粹的政治法律文化,也排斥各种实学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又通过百家争鸣,尽可能地把各种思想要素容纳进儒学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样也影响着现代政治文明。     

康有为与儒家思想近代化

关于儒家思想发展历程问题,近几年来,一般论者皆持“三段说”,即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现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此说自然有着一定的缘由和依据。但考诸史乘,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相对接,进行调融、重塑和创造,使儒家思想实现近代化,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可忽视。一 康有为推动儒家思想近代化的内容是多重多种的,而且各个层面的进展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但从宏观上考察,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行程大致如下。 (一)重塑孔子形象,是儒家思想近代化的…     

Modern Hermeneutics of Confucian Thought: The Path to Philosophical Status and Its Significance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而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想根本扭转其路向,试图重回经学形态的期盼,倒是大可商量的,也是极不现实的。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现代新儒家”辨义

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日益崩解,帝国主义的对华军事和文化侵略日见加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愈益广泛。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有着忧国忧民怀抱的知识分子,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地位,便极力弘扬儒学,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以便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这可将其概括为“现代新儒学思潮”。代表这股思潮的     

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

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吕希晨张君劢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倡导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自称“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为其政治实践而颠踬奔波的同时，也写下了大量的哲学...     

论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问",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问家.但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他挑起1923年的"科玄论战",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对西方学理的输入,对治学方法的重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的转换,加快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步伐,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不容忽视.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