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论五四文学精神对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影响

非孝与启蒙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孝催生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文学的“回归”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向五四文学精神的皈依.“弑父叙事”使父亲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象征,因而父亲的能指化事实上构成对孝或孝道的拒斥,导致部分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审父叙事”凸显父亲或父辈的保守、愚昧、委琐, “父范”的消解及前喻文化威权的丧失阻遏了新时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父权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约束"子"的外在规范失却了效能。没有了父权的规训,也就意味着由父权所承载的规则、秩序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父权的缺失,为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以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提供了历史的机缘。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是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考察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父子关系,分析五四文学的发生与父权缺失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以及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的发生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可以发现五四文学发生的特殊规律。     

五四文学理性精神批判

五四文学虽力求通过理性的觉醒促进情感的解放,但由于作为逻辑前提的理性缺乏足够的文化力量,结果造成了作家主体与形象客体之间精神意向上的尖锐矛盾,以及作家主体理性精神的内在分裂。五四文学始终未能从情感的迷乱中走出来,而且其情感主要表现为实体性的伦理政治情感,其主人公往往是缺乏创造生活勇气的"被动者"形象。这一切最终引发了对自我主体的怀疑乃至对理性信念的否定。     

现代家族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浅析

在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从"专制的符号"及"父亲"的缺席到"隐形父亲",从情感的复杂及"父权"的丧失到"理想父亲"的出现,本时期文本中"父亲"形象或被颠覆、解构甚至篡弑或又被重新神圣化,不仅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也流露出现代作家流离于反叛与皈依之间的家园情怀。     

五四新文学的文化选择

在五四时期,两种"大恐惧"引发出两条相悖的探寻"根本"的思路,也由此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性格和反对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护卫姿态;在东西方文化激烈论战的大背景下,新文学作者从文学这一特定角度表现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五四新文学作者们仿效外国作品和读者们阅读──接受的过程成为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

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交流双方鲜为及时地介绍对方同时代的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时带有清醒的功利性目的 ,日本译介中国新文学时则忽略社会的功利价值而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由于中日两国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变革都已完成 ,双向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局面也便开始形成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论五四文学中知识者的形象

一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自觉缔造者和敏感承受者,文化内部的破裂崩溃、外部文化的撞击、交融,所有这些矛盾冲突最集中不过地在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形象史”中烙下鲜明的印痕,这个“形象史”的描述载体就是文学。一个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时代知识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２０世纪初,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生的苦闷”、“死的苦闷”、“性的苦闷”、“孤独感”,就成了这时知识分子的基本色调。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文学,标志着一个新开端,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种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不仅是觉悟…     

论抗战时期文学中的道德精神变异

抗战时期文学中表现出明显的道德精神变异。在伦理关系上,传统思想占据中心,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形成激烈的冲突;在个人精神上,集体意识取代个性解放而成为时代的主导;作为道德精神承载者的文学形式也趋向本土化。历史的这一变异有战争的权宜,也有对“五四”文化的补正和突破。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毁灭意识”和“自我表现”——对五四时期一种“自我表现”式态的考察

"五四"时期是一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突变的非常时期.经由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心理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意识的突变集中表现在对已往一切封建思想、文化意识的否定、反叛和对人——自我的发现、张扬.这是"五四"时期整个思想文化意识领域内始终回荡的核心主题."五四"的这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尽管同"五四"时期的文学主题之间并不呈现为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但"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这种"精神的气候"影响下,"五四"时期的文学不论是问题小说、教育小说,还是婚恋小说、叛逆小说,其内容的深层,都包隐着这种"毁灭精神"和"自我张扬"的内涵.     

陈西滢：意态从容，“闲话”天下

作为鲁迅的主要论敌之一,陈西滢一直以"反面"形象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应该看到,身为五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陈西滢以"不主附和"的"独立的"写作,"管闲事"的现实关怀精神,"意态从容"的"闲话"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文化批评、文艺批评,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意识,有独到的文学与思想文化价值,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     

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营垒中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并在实践上取得丰硕成果者。认真考察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审视新文学的历史道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郑振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他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吹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参与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在《简章》中明确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为其宗旨之一。他还利用自己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