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SR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作用是不一样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IN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数据分析显示,市民最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市民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成为行政机关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市民最不喜欢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建筑业、饭店服务业等。市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类型以中、远距离为主。在社会距离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社会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有很大影响。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两大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认同产生了诸多的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阐释。考察国家认同的概念可以看到,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包含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其基本特征包含生成机制的原生性和构建性、表现形式的意识性和行动性、内容体系的政治性和行动性、维持机制的情感性和利益性,以及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国家治理的失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     

“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英文)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Age and Its Causes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图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性族裔冲突和民族矛盾更加凸显,这使得国家认同成为现实和学术关注的重点M题。在全球化时代,要较好地处理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在基础理论层面对国家认同发生的逻辑,即民族认同的性质、国家认同的性质、陶家认同对地方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危机发生的逻辑等进行彻底的分析。从社会认同需求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现代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尚未完成,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风险,呈现出结构性失衡,从而降低了国家整合治理能力,使得国家认问对民族成员的意义进一步被削弱,并引起了地方民族认同的兴起,进而导致了发展中因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The Chinese Model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技术侦查是刑事诉讼中“风险系数”最高的一项特殊侦查手段。技术侦查的立法模式和实践运行与一国科技发展情况、社会治安形势、刑事犯罪状况、人权保障水平等密切相关。要使技术侦查在中国刑事诉讼目的实现中达到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平衡,必须对其适用原则、决定机制、执行机制、救济机制等进行法制化规制。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Transi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982-2012）

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密切互动,面临着挑战与重塑的双重压力。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结合的角度,就制度、经济、文化、政治、战略等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国国家认同,有助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变迁的轨迹。通过凝聚国内共识、提升国际认可来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国应进一步培育公民意识,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强化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关联,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China

随着和谐社会治国方针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化，中国刑事和解制度呈现出不断拓展的态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特别程序”编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全面确立了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就目前立法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设置还相对粗放，也存在诸多争议。刑事和解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强化规则性完善与制度性建设。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hird Sense of Enlightenment as Seen in the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对现代启蒙批判思潮的反批判,康德哲学固然能够在基本原则和方法方面提供富有成效的支持,但这应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和解决的问题。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理性非但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康德《判断力批判》诠证了理性诸多领域与不同原理之间关联的可能性和途径,揭明了启蒙的第三要义：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及其现象可以分别予以探讨;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是不清楚的,但它们在现象之中却确实地建立了起来;关于现象的表述原本可以分为不同层次,除了构造自然对象知识和人类行为法则的能力和形式,理性亦有构造情绪现象与审美现象的能力和形式。因此,理性批判并不限于通过对现有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分析,揭示既有的理性形式及其构造活动,而且还在于发现理性的新形式和构造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具有新的形式和性质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直至这种知识本身。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Charges： The Tightening-up Pro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反腐败的罪名体系走过了一条逐步精致化、细腻化的发展历程，完成了多次细化和全面转型，形成了严密的反腐败刑事法网和二元制罪名体系。二元制的反腐败罪名体系在过去30年间贡献卓著，它不仅是法律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背后也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更体现了立法者试图在制度层面遏制腐败的主观期待。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和范围的加大，中国反腐败罪名体系的未来走向，必然是坚决废弃二元制罪名体系和彻底恢复一元制罪名体系。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theory of question-oriented refle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前提批判”与“问题反思”表征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同时也构成当代哲学不同的出场路径。“前提批判”是以形态学立场为前提、以重构形态为旨趣的话语行为。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问题,对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才是哲学走向深处的真正语境。虽然形态建构一直是哲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始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方式,问题与形态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具有根本性质。马克思哲学革命提出的“反思的问题学”指涉实践论和“问题学”立场,强调哲学本质上是问答逻辑。坚持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反思批判“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才能达到哲学形态的前提,进而才能构建合理的哲学形态。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On the ＂criterion＂ of proof in capital cases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解决死刑案件质量问题，首先应保障死刑案件的实体公正，即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不至于存在问题。而在保障死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无质量问题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不会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同时，还需要防止发生不可饶恕的错误。为此，我们必须达到可以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由于证明要求的实现应当以完善的程序作为保障，因此，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需要对死刑案件的相关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search on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Values of Forensic Testimon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Norms

就法律规范层面而言,鉴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属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证据的收集方式,一是权力的行使方式。鉴定的这两种法律属性的价值追求是不同的,作为证据收集方式的价值追求是“公正”,而作为权力行使方式的价值追求是“效率”。从涉及刑事诉讼鉴定不同阶段的法律规范分析来看,鉴定正逐步从权力行使属性为主导向证据收集属性为主导过渡,但要真正实现其证据收集这一本质属性的回归,其前提是《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的变化,即从“效率”到“公正”的转变。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essential tension： on the distinction of ideality and actuality in Marxist philosophy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将现实性与理想性加以混同的柏拉图一黑格尔哲学传统,另一种是将二者加以界分的亚里士多德-康德哲学传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背离了将二者加以混同的前一传统,但后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却又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黑格尔主义传统。这种回归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根本上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倾向,且在现实生活中还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而在理论上就十分必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在此问题上的界限。     

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anges in the labor share of GDP： a U-shaped curve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以及当前导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我们提出了一个解释u型规律的理论模型。这一发现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我们还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除此之外,影响我国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会进入上升通道,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