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学会在武汉地区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认为自己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或幸福情况一般;但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个人方面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状况以及目前在本城市的生活水平等情况有关。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日渐增多,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社会建设水平,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改善民生和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中的农民工还存在居无定所、就医困难、子女入学难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与农民工对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改革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已经刻不容缓.     

美丽梦想 在异乡凋零——珠三角外来工职业病纪实

有学者称,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在2.1亿以上。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农民工问题为社会所密切关注。然而与农民工的庞大的数目不对称的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弱势地位没有很大的改观,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环境依然不容乐观。相当部分城市人口对他们有一种岐视心理;所从事的都是脏累差的活,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一旦被拖欠工薪,又无法及时有效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数据显示,职业病开始损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健康。在目前超过两亿的全国受职业病危害人数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一方面急性职业性中毒事件时有发生,甚至酿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另一方面以尘肺病为代表的慢性职业病则呈聚集性发病的特点,导致一些地方劳动者因职业病返贫、致贫。农民工是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的功臣,他们需要与他们贡献相匹配的权益。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保护他们的健康和权益,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有专家呼吁,让农民有尊严地工作!不仅要保护他们的健康,还要促进健康:不仅要求生理上的健康,更要求精神、心理方面的健康和人格保证。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工作视角及其路径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既为社会结构所型塑,又影响并改变社会结构的面貌,特别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在城市的主流社区之外,没有完整地享受到城市的保障和服务,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以往的研究通常较为宏观,大多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和政策倡导,而本文从社会工作的实务视角出发,通过文献回顾、对农民工状况的实证分析,以及对实务工作者的深入访谈,对社会工作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契合面和着力点,以及介入的优选路径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城市农民工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是社会工作适切的介入层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是社会工作的着力点;社区支持模式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社会融入优选路径。     

双重劳动标准困扰1.2亿农民工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当前约有1.2亿农民进城务工。“相对于城市职工而言,农民工,就业权利不平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生产劳动中,明显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在被辞退、解雇或返乡后,不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生活无保障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可以说对农民工实施了事实上的双重劳动标准”。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一份报告作出的结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被严重侵犯具体体现在6个方面:就业权利不平等、就业     

城市农民工阶层的语言使用状况及思考

本文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初步考察了目前城市中农民工阶层的语言使用状况，也探讨了与农民工阶层语言生活相联系的一些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谈谈农民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党和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是如何发挥农民工作为权利主体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实际向农民工作法律维权报告,提出农民工如何通过提高自身素质依法维权的一些看法。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舆情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少数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和积怨,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一是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双重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工会的维权作用,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五是要加强媒体的正面引导,消除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增权途径探索

作为城市中第二代移民的农民工子女,其城市融入存在着诸多障碍,如何解决是关乎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试图从已有的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中存在的困境入手,从增权理论角度,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提供途径,提升其城市融入的能力.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增权途径探索

作为城市中“第二代移民”的农民工子女,其城市融入存在着诸多障碍,如何解决是关乎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试图从已有的农民工子女城市融人中存在的困境入手,从增权理论角度,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提供途径,提升其城市融入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社会资本与求职:大学生与农民工之比较

把社会资本的内容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把社会资本的作用归纳为信息性、工具性和情感性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1)微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就业信息的作用得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重视,但大学生对微观社会资本的利用率却大大低于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情感性支持比较高,而对农民工的工具性帮助却较高。(2)大学生中观社会资本拥有量和使用量大于农民工,他们从就业中心、招聘会和媒体中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就业技能的比例也非常低。(3)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虽然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信心,但“赚钱”仍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目的;自费上学和自主择业制度促使大学生在就业中重视社会资本,并且更加重视作为正式制度的就业市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不友好态度及农民工自我认同对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负面影响;社会态度对大学生求职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性别歧视却使得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屡遭挫折。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境挑战教育公平

与农民工相伴而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困境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有700-800万人,留守在家儿童2200多万人.留守在家的无人管,流动进城的上学难.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农民工子女上学困境对我国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公平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深层原因有: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体制;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素质低维权意识差.解决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将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学校考核体系;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以倾斜政策.支持其尽快发展.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