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变化趋势——以北京市为例

农民工与市民在社会距离变化感受、相互理解程度、交往感受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缩小了,但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距离扩大的原因除了与双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交往频率等因素有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政策调整和流动人口犯罪有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浅析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隔离

我国城市中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隔离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在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居住空间与心理认同等等方面都显现出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与隔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因而通过推进户籍改革等方式,消除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隔离是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的重要途径。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影响因素探析

文章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主要因素,指出城市生活状态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收入高、职业地位高、来津时间长、文化程度高、租房或买房居住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多,而收入低、职业地位低、来津时间短、住单位宿舍的农民工与市民交往少。而性别、年龄等则没有明显的影响。     

外出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向上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和总体职业特征均呈倒“U”形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的职业获取存在明显的性别区隔;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尽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存在较多障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参与过职业培训或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有家属随迁或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社会资本与求职:大学生与农民工之比较

把社会资本的内容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把社会资本的作用归纳为信息性、工具性和情感性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1)微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就业信息的作用得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重视,但大学生对微观社会资本的利用率却大大低于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情感性支持比较高,而对农民工的工具性帮助却较高。(2)大学生中观社会资本拥有量和使用量大于农民工,他们从就业中心、招聘会和媒体中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就业技能的比例也非常低。(3)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虽然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信心,但“赚钱”仍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目的;自费上学和自主择业制度促使大学生在就业中重视社会资本,并且更加重视作为正式制度的就业市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不友好态度及农民工自我认同对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负面影响;社会态度对大学生求职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性别歧视却使得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屡遭挫折。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 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保障农民工权益要靠法律救济

目前,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文锋指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用政策、法律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就业歧视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机会不同。比如有些地方将行业工种分为允许使用、控制使用、不允许使用农村劳动力三大类,以控制用工单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城镇化、农民工就业与经济政策选择

受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市场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农民工失业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基于农民工失业的表现与成因,中国发展阶段、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的关系,我国应该实行替代性的发展战略,以解决经济增长与农民工就业的问题。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下失业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析

金融危机下的我国失业农民工返乡具有数量较大、时间紧凑、行业集中、影响面广的特点;它直接影响农民工收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农村改革和发展、增加农村的人地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等负面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农民工就业的出路主要有:返乡创业、返乡就业、回乡务农、参加培训等,也有留城待业的.在落实细化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方面,需要深化认识、强化措施;资金支撑,政策支持;科学培训,利用机遇;优化服务,开拓市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维权保障,法律救助;重视基层,教育引导;调查研究.搞好测算.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抑制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活动增多趋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市民化程度低是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荟萃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论,探讨了市民化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机理。为市民化创造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素质和市民化能力、提升市民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显著遏制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上海家庭消费中的夫妇关系与地位

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 ,上海市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家庭消费的变化是城市经济变迁的缩影。本文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及消费的角度探讨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家庭消费中的夫妇关系与地位。家庭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经济体制改革给家庭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的增加及其收入分化的加剧。家庭收入是家庭消费的基础 ,而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家庭成员的职业状况直接相关。随着社会就业渠道的拓展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收入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差异。首先是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最高行业的收入和最低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