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振兴要求生态宜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宜居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外部行为规范,与乡土性、流动性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相结合,产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分类意识淡薄的主体性困境、垃圾分类规则模糊的制度性困境和村庄动员能力减弱的公共性困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宣传机制、奖惩机制构成嵌入性治理机制,以重塑村庄公共性、明确治理规则、培育垃圾分类意识和规训垃圾分类行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嵌入性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嵌入性治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规则规范和治理权威型塑,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

基于破解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性理论往往可以被用于其它学科领域,进行跨学科的解读。在嵌入性理论视域下研究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文章利用嵌入性理论中的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原理,阐述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的依据和方法。根据结构性嵌入原理,跨国公司子公司是网络社会中的结节点,可以发挥连接跨国公司母公司和东道国的枢纽作用,促进跨文化融合;根据关系性嵌入原理,跨国公司子公司建立与东道国的连接关系,可以促进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措施的实施。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当前,全球化正在进一步深入发展,在给我国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的同时,也对我国政府的传统治理方式、单一治理主体地位、治理政策质量等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变革呈现出治理变革的根本深刻性、治理角色的复杂矛盾性、治理理念的多元交互性等特点.为了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我国政府治理应从强化政府依法治理,培养和扶持非政府组织等治理主体,提高政府公务员国际化视野和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变革,加强对全球化和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的研究.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探源:基于人的需要之视域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变革,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诸多动力源中,农民的需要及其新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也是理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理由之一,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予以关注和重视.     

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联合协商:城市基层治理的范式变革

伴随着中国30多年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基层治理,刚刚开始零星地、碎片化地尝试议事机制和对话机制,急需导入系统化和常态化的协商治理。集精英式和全员式、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联合协商,习得多元、包容和反思的治理理念,从单向度的平面协商走向多向度的立体协商,其在理念和技术上的跨越,正在帮助基层开启协商治理的范式变革。若城市基层保持联合协商的惯性,倾听各阶层声音,平衡各阶层利益,在提升基层百姓福祉的同时也将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协商治理典范。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三维网络嵌入性研究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舞台上日显重要的角色.如何更为有效和高效的构建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绩效,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嵌入性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界定跨国公司网络嵌入性的基础之上,总结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网络,及子公司在这双网络中的嵌入性.而更为深刻的是,将跨国公司非正式关系及网络的引入,从而造就了子公司在这一特殊的非正式网络中的嵌入性.从而,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被完整的嵌入在了内部、外部及非正式的三维网络嵌入系统之中.这样无疑将跨国公司网络嵌入推向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借鉴意义.     

第三方治理背景下污染治理义务分配模式的变革

我国污染控制立法所设定的污染治理义务,内容上由主义务和附随义务、过程义务和结果义务、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构成,履行方式上由行为义务和成本负担义务构成。现行污染控制立法将所有的污染治理义务课予产生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合理性。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兴起的背景下,由排污单位承担全部污染治理义务的分配模式已经显现出僵硬、机械之态。在不同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中,排污单位与第三方机构对污染危险的控制权存在差异,需要凭借多样化的污染治理义务分配模式加以解决。通过对污染治理义务的再分配,可以合理地界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和规范第三方治理市场的良性发展。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我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及政策选择

尽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放松规制乃至取消规制的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成为世界潮流,但半个世纪以来,规制非但没有被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对于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规制是否多余?针对日益复杂化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强化政府规制,还是放松政府规制,抑或取消规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迈向整体性治理:政府改革的整体性策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整体性治理与协同型政府改革相互辉映,西方国家的协同型改革实践,逐渐完善了整体性治理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制度化策略。整体性治理下的政府改革,是政府再造过程的系统体现,包括政府的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整体性策略。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还应与中国政府改革的本土实际结合,以型构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政府改革框架。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竞争、多中心治道与我国公共服务改革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在20多年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竞争,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安排公共服务供给则给竞争提供了制度平台。分析多中心治理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中有效竞争的支持,探讨其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重商主义的嵌入性分析——以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为例

重商主义的本质在于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双向循环.由重商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政策效应而产生的经济秩序具有经济行为的民族化这一特征.重商主义所衍生的经济关系从属于其所处之具体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重商主义经济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功能呈现,嵌植于社会体系之中,亦即具有嵌入性.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这种嵌入式重商主义的特点尤为明显.国王、贵族和商人这三股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成为孕育重商主义经济秩序的土壤.锁定这一特定时期来对重商主义加以解析,也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嵌入性视角方面的研究.     

社会管理研究在中国:进路与焦点

在社会转型带来诸多问题进而需要人们认真关注的促动下,社会管理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检视已有研究,研究者主要是沿着“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管理、何谓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行脉络、社会管理的当期重点”等进路展开分析.梳理发现,社会管理研究缘起于社会转型的现实推动;对于何谓社会管理,当下是多维解说却尚无定论;社会管理的现状及未来趋势是匍匐前进但趋向明朗;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任重道远.相对而言,社会管理创新成了一个永不陈旧的焦点话题.从根本意义上讲,社会管理创新是在寻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可见,当前研究亟待关注四大重点议题:谨慎思考西方社会管理语义在中国的适用性;精细考量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明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关键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互信;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缺乏创新的激情和有为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