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历史主义学派之比较——兼论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

为什么历史主义学派在近现代德国史学界会获得主流地位,而同类的历史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只能屈居支流?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一战前,德国传统精英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自强,强调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历史主义学派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个学式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也得到了证实。而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国家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中国的激进文化精英不能通过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国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救国救民之路,而只能通过类学式的思路在西方文化中寻求普遍的真理,并最终诚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而言,本文认为,历史主义对史料、史实以及历史特殊性的重视,无疑是值得继承的史学理念。但个学式的历史研究在认识效率上是无法与使用系统科学概念与理论的类学式历史研究比拟的。历史研究不应该排斥理论,使用理论时如出现问题,根源不在于"公式主义"的方法,而在于理论的质量。     

论德国古典历史主义及其演变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前,德国史学理论以历史主义独树一帜。洪堡和兰克是古典历史主义理论的创建者,他们反对用抽象的哲学方法研究历史,为刚刚走上职业化道路的德国历史学奠定了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是历史主义辨析的另一问题,德罗伊森、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等区别了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上的差异性,强调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与自律性,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内涵,理论和历史统一是葛兰西的绝时历史主义的本质,"哲学就是历史""哲学就是政治"是历史主义本质的展开.从实践哲学是内在论哲学和自然的历史化两方面说明了实践哲学的问题域是现实历史.通过对布哈林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来确立历史主义在实践哲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历史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缘自启蒙的力量--读《启蒙之后》有感

启蒙何许物也 ?启蒙运动来自何处 ?启蒙主义又是怎样的意义系统 ?启蒙之后的世界又将走向何处 ?这是一系列在人类哲学日历表上勾连着芸芸众生心智与情理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很玄奥 ,但翻一翻《启蒙之后》〔1〕这部描述“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得与失”的学术力作 ,思虑之后 ,心中的感悟便自有了启蒙与启蒙之后的思想地图。《启蒙之后》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卢风教授的一部最新学术著作。作为探讨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得与失的一部心血之作 ,《启蒙之后》提出了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何为启蒙 ,启蒙何为” ,并沿着启蒙运动的理路与历史轨迹一路…     

"价值哲学"兴起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背景

世纪之交社会学的转折即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是“价值哲学”兴起的一个契机 ,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价值理论不仅为作为一种哲学学派的“价值哲学”的兴起提供了资源 ,也为一般价值论 (作为哲学学科的价值哲学 )的发展间接做出了贡献     

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新历史主义尝试重建元历史的叙事维度,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文化上意味着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体现一种当代历史精神、建立起文学与历史异质同构的互文式叙事文本。     

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内涵,理论和历史统一是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本质,“哲学就是历史”“哲学就是政治”是历史主义本质的展开。从实践哲学是内在论哲学和自然的历史化两方面说明了实践哲学的问题域是现实历史。通过对布哈林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来确立历史主义在实践哲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历史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至善”目标的分途与启蒙价值的萌生———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价值意向述评

晚期古希腊哲学承续其先祖的价值旨趣是追求“至善”：把实现幸福与道德的配称一致设定为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然而,它又依据历史条件的沿革分化出“至善”意义的不同路向。而就在其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中,萌生出西方近代启蒙的价值端倪,从而发现了启蒙运动的远古先声     

从绝对普遍主义到有节制的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与罗尔斯政治伦理对启蒙理想的执守

罗尔斯早期的正义理论在秉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理想的同时,也承袭了启蒙运动价值一元论的绝对普遍主义内在冲动。鉴于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绝对普遍主义倾向之间的内在张力,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把社会正义理论从早期的绝对普遍主义转变为一种有节制的普遍主义,以继续捍卫启蒙理想。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模式经历了可姑称之为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的三次变迁。审视这三次变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现代境遇下发生了观念的断裂,但这也是新的理论生长的开始;这种变迁由于是外缘性的理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理论演进的过程,因而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但在这里合理性高于和重于合法性。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价值理性的重建及其当代意义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视野,站在哲学的高度,结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不均衡的现实,重新来审视“价值理性”的重要作用,并重点分析“价值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探析

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观以及文本观的一种解构和颠覆,它的核心在于提倡"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学术渊源多样,是一种理论的"碎片化拼贴"。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其重要的关键词,同时探讨了它的学术渊源,最后指出了新历史主义的局限性。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实践合理性视域中的合理价值观建构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人们依据一定的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对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价值或意义的反思与评价。因此,如何建构科学合理的理性观和价值观便是实践合理性问题的根本要求。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绝对理性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成为现代化实践中各种弊端产生的认识根源。人类要真正克服和摆脱现代生存困境,就必须来一场价值观上的变革,抛弃原有价值观中不合理的内容,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价值观体系来引导、规范和评价实践活动,从而牵引人类实践不断地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     

和谐医患关系中的制度伦理建设

医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务人员的从业道德要求。在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个体道德建设,也要重视制度伦理建设,追求制度正义。制度伦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制度伦理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制度伦理顺应了当前医德建设的要求。     

论理性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复杂性

不同哲学家分别从理性的不同层次对理性进行解读。这种单向度的理论,虽不能反映出理性的整体性,但表明人类理性具有一定层次性。不同层次理性对材料进行加工和创造依赖于主体各自的价值标准和选择意向;不同层次的价值标准和选择意向的冲突表明不同理性层次之间具有复杂性;理性的复杂性产生于理性系统跨越层次的相干关系。揭示理性系统层次结构和复杂性,对于理清技术（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等价值理性的关系脉络,把握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学科之间的关系,挖掘新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以前吴景超的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特点

从参与"立国之争"到系统阐述中国工业化主张,吴景超的相关论述体现了抗战前后中国产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水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见解,是吴景超经济思想的重要转折和独特之处。吴景超经济思想的发展个案表明,方法论的改进对一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匹配的经济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经济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

计划经济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其特定的价值含义,但由于这一体制的人性假设过于高远,具有理想化的特点,实际支撑这一体制的经济理论大部分属于数量测算和技术控制,是价值的技术化、工具化。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正是在审视和思考计划经济缺陷的过程中,人们不断丰富和深化着对市场经济内在价值的认识: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各种资源禀赋得到配置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无时不在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多样性、独立性以及责任权益对等才能把社会经济的风险控制在局部和阶段的范围内,避免人类走上整体危机的歧途,所以市场经济符合美的价值要求。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的前提是人类能够掌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全部规律,而市场经济则隐含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进而把经济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发现知识、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显然,后者更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