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中的“谎言”——从文学语言角度思考文学

在传统观念上 ,语言是作为文学的媒介被论及的 ,文学仅在虚构意义上区别于现实真实 ,因此文学被称为“谎言”。而 2 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 ,语言所具有的本体地位 ,使语言成为“文学性”命题的全部问题 ,但由于语言的修辞性或语言自身能指与所指的分裂造成的语言所对应意义的被遮蔽 ,语言因此被一些美学家称为“谎言” ;中国诗论上的“言不尽意”在某种层面上与此种意义上的“谎言”不谋而合。本文将两种“谎言”的不同指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以期对文学语言、文学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文学审美论的“知性方法”批判

作为“文学工具论”的反动，“文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出现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因而在学理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由一种片面导向另一种片面的现象反映了思维方式上的“知性”局限，因而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其反思的路径可以从“自律论”、“二元论”、“特征论”等观点入手。     

传统、家庭及社会视野中的“断亲”现象

近年春节期间年轻人“断亲”话题频上热搜,虽然尚无明确的数据统计,但至少表明目前部分年轻人正处在“欲断难断”的焦虑中。社会犹如一架巨型机器,面临时代的巨变难免会有辗转腾挪、调整适应的过程,甚或出现螺丝松动乃至零部件脱落的现象。 “断亲”究竟意味着时代病症还是适应更新？为了从学术上更好地阐释“断亲”现象, 《天府新论》编辑部策划了这组笔谈。顾家宁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并非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式微,反倒提示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内在调适,“断亲”反映了朋友一伦的地位崛起,并呈现出“兄弟友伦化”的趋势。赵刘洋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代表着家庭伦理与个体权利的复杂纠葛,中国“正义体系”并不必然与个体权利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桂华教授认为,“断亲”现象表面上看是亲属关系的断裂,本质则是代际关系的变化,是时代巨变在代际更替上的体现,透过这一现象,可探讨乡村变迁机制与未来乡村建设的方向。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评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

“五四”以来,胡适在倡导新文化、主张文学革新的同时,也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并付诸于实践。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其实它恰恰反映了胡适这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文化思想中的不同侧面。     

强化“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学寻“根”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某种稳定性和继承性,但它又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对于文学中这种继承和革新的现象,我国古代文论把它称为“通变”,认为文学只有不断变化才能传之久远,善于继承才能丰富多彩。即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自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却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走出“私小说”阴影的中国“自我小说”

中国“自我小说”虽然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可两者之间更有某种质的差异 ,这主要表现为中国“自我小说”还受到俄国文学、法国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多元文学的联系与比较中对“自我小说”作一系统阐析。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研究

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画家传记创作是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繁荣的表现是传记作者队伍壮大,作品数量繁多,出现一人多传的现象。     

繁荣背后的危机--对20世纪中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

在20世纪中期这个多事之秋,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却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深刻反思繁荣背后隐藏着的危机,对于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将会有所裨益.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     

超越自恋,积极与现实世界对话——再谈女性自恋写作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形成热潮的女性自恋式写作,在当代中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女性书写者以背对男性与社会的姿态,自我封闭、自我抚摸、自诉心语。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与现实意义。但观念先行的倒置与创作视野的逼仄使得创作困境随即出现。因此,女性书写者必须加强自省意识,不断探索、积极创新。与现实积极对话,追求人类真理是女性写作走向新的广阔天地的必由之路。     

《枫桥夜泊》的模糊性及其多译本现象探究——基于文学符号学的重新阐释

运用文学语言符号学原理对《枫挤夜泊》一诗的模糊性美学从语义模糊、句法模糊和意象模糊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符号学的重新阐释。针对该诗翻译研究的多译本现象，着重分析比较其中六个译本的模糊性处理方法，最后根据文学符号翻译过程的本质简要分析该诗多译本现象的原因。     

文化寻根小说的生态审美视野

寻根文学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个颇具特殊意义的文学事件。对寻根文学的解读,学术界多从文艺学或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然而,如果抛开既定的文学成见,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其特殊的文化意义背后蕴涵了丰厚的生态审美内容。这对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契机。     

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跨越20世纪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因此,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叙事为价值旨趣,便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属。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没有表现出显在解构冲动的具有强烈解构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解构性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是不动声色的。正因为这样,它的解构与颠覆意味则长久被人们所忽略或漠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反思

2 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经验实证方法论类型、理论逻辑方法论类型、文化阐释方法论类型。经验实证方法将文学事实何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将描述文学事实、建立有关文学史知识体系为研究的根本目的 ,但却忽视了文学史研究的人文特征 ,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理论逻辑方法将探索文学现象何以存在做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力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和普遍精神逻辑中找寻寓藏于文学现象背后却又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各种规律 ,但却常常忽视了文学史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学本位性。文化阐释方法将文学史研究判定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现时态中相互建构的个体对话过程 ,强调研究主体的个性文化功能和阐释效应 ,但其研究的知识性、有效性难以得到普遍的确立     

学理与诗意的闪光融合--试论宋生贵的文艺批评

宋生贵的文艺批评实现了学理与诗性的闪光融合其学理性体现于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去观察文艺现象、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作品,以及评论文章中翔实的论据和雄辩的论证;其诗意表现为批评话语的形象美、情感美和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