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论校园文化建设的“魂”与“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校园文化建设之"魂",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是传播"魂"的实现途径。校园文化建设有思想价值,思想教育有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守校园文化建设之"魂",使用好校园文化之"体",并不断创新,从而实现文化育人的目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方向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重要问题,在当前,要引导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青年大学生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这样,青年大学生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成长为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精神的新一代青年.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点的发现、培养与运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调查、交流、培养等途径和方法,发现、巩固和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点,通过在教学中对兴趣点的组织运用,推动学生学习,进而使学生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真正做到"入脑、入耳、入心".     

从反思中开始自己微小的行动

从教育本质而言理想的师生关系就是"你--我"关系.我想"你--我"关系其实就是基于"对话"的关系,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也不是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融合彼此,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对话也就意味着平等,那么,学习已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的教育,是双方的相互改造.这要求教师首先要认清当下的教育形势.     

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论“新型农民”的价值追求的培育

要成为"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在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方面承担这一本质担当.进而才能实现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使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使当代农民真正成为"新型农民".     

新课程理念下教师身份认同的重新解读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教师的身份认同在课程、教学、教师与同事的关系以及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等层面必将发生一些转变.即教师要从官定的课程执行者向"生本"的课程设计者和共同开发者转变;教师要从以往的"高高在上者"向"共同遭遇者"转变,对学生实施"对话教学";教师的群体文化要从"马赛克文化"向团结、互助和合作文化转变;教师要从"代理家长",与家长缺乏合作向吸引家长参与,与家长共同管理学生转变.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教学对话论--与"对话理论"的对话

引进西方对话理论来建构我国的教学对话理论,必须经过两个转化:一是用教育、教学的眼光审视对话理论,把它纳入教学体系和教学情境中来,实现对话理论向教学对话理论的转化;二是吸取对话理论的合理部分,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教学经验结合起来,实现由西方对话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对话理论的转化。教学对话的内在机制是:话题选择、对话展开、话题深入、话题解决。     

“名实观”视阈下的中西语言哲学探微

从三个方面对中西名实观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强调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名实观差异的主要原因,旨在说明中西两种文化不同的特质,也凸显了语言哲学具有全人类性。     

借“他者”构建自我形象——析《群芳亭》中赛珍珠的“反观自身”

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是赛珍珠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了抨击西方文明凌驾于中国“他者”之上的姿态,赛氏在其中国题材小说中采取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来构建西方人自我形象的手法。其后期作品《群芳亭》即以中国主人公吴太太的视角来解读夏小姐、安德雷两位西方传教士,典型体现了赛氏借“他者”之镜反观自身的创作手法,这对强势文化来说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崇的反思策略。     

从王国维到“失语症”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充满了创新精神.在借鉴西方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坚持创新,是王国维文学理论取得成功的关键.可是,"失语症"论者将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病态归罪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替换,而将出路寄托于对传统的回归,这是与客观的历史情理相违背的."失语症"论既缺乏表述的准确性,又缺乏病态判断的确切性,更缺乏医治的疗效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患的是"失创症",医治的良方是创新!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它折中中西、兼容并包,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契合。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加深,"中体西用"思想的价值逐渐凸显,为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鉴范式。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作好这篇大文章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中国哲学之与"两个世界"

近年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并无哲学,中国哲学是“五四”以后在西学研究与裁剪中国思想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否定中国哲学的倾向有普遍性。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其书把中西“哲学”彻底对立起来,中心是论证中国思想是“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思维”、无超越观念、无形上思想、无“两个世界”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孔子“天论”、老子“道”的思想及宋明理学的具体分析,指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象帝之先,自古以固存,独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太极”与阴阳不离不杂等命题,亦是“两个世界”的思想,只是讲法与西方不同。     

中国商务伦理的发展与商物伦理对话机制

分析了伦理的不同建构方法,认为针对中国经济变革的现实,中国商务伦理发展最需要的是过程性方法.由于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在过程性方法上的不足,因此建立中国商务伦理对话机制,对平衡社会冲突和满足经济变革中的伦理要求十分必要.确认不同主体的话语权,遵循一定的话语规则,应用论证性的话语内容,确保大众媒体话语权空间,建立类似于伦理委员会的对话自治组织,是建立有效的商务伦理对话机制的关键因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新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作好这篇大文章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美是什么"与"什么是美的"

苏格拉底“美是什么”追问本体,要求一个本质定义作为回答,是西方式的美学话语模式;希庇阿斯“什么是美的”以指示定义的方式指出美的形态,是中国式的美学话语模式。前者表现为封闭的终极模式,后者表现为开放的生成模式。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一场问答预示了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对话的不可能性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