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重修金县志》研究

道光《重修金县志》是甘肃榆中县现存第一部纲目体地方志。纂修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纂修者恩福时任金县知县,满洲镶黄旗举人,对康熙《金县志》纂修上的问题,认识深刻、直切要害。为革除《金县志》“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的弊病,纂修出了一部有裨于治理、教化、存文的优质志书。体例方面,《重修金县志》沿袭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纲目体,扩充条目,细化类别,增强志书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内容方面,《重修金县志》以《金县志》《兰州府志》“金县”条资料为基底,大量增补新资料,包括实地搜采的一手资料和辑录自他书文献的金县资料。     

清代扬州府志述评

有清一代,扬州府共纂修了6部府志,即:康熙三年《扬州府志》、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这些志书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反映了扬州之地历古以来的概况,尤为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同治之间的二三百年中,扬州府属各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迹,成为了解和研究扬州之地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情况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综览这些府志,由于能够恪守志书编纂的法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编纂要略

清代是扬州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府、州、县乃至区、镇之志迭出,光是府志就编成6部。由于这些府志绝大部分编纂规模既大,志书质量又高,故而多得学者好评,在世间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深得学术界称允,《中国地方志辞典》这样评价道:“此志体例整秩,考据严审,材料富实,历来颇受后人好评,一直视为清代名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纂修,“自己巳(嘉庆十四年,1809)之仲春,迄庚午(嘉庆十五年,1801)之孟夏,续修之书成”,历时一年零数月。全志凡72卷首1卷,装订成48册,全志达100多万言。其规模篇幅不啻在扬州清代府志中首屈一指,就是在我国清代旧府志中,亦可入鸿     

一部独辟蹊径的志书——《寿宁待志》漫议

冯梦龙于崇祯三年(1630),57岁时拨贡,尔后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1634),61岁时,升任寿宁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离任,崇祯十年(1637)于任上撰成《寿宁待志》.这是一部别具风格的方志著作.在此之前,寿宁县令张鹤年、戴镗挂名修撰过《寿宁县志》,已佚.康熙甘五年(1686)知县赵廷玑主持纂修《重修寿宁县志》,今存.将《寿宁待志》与《寿宁县志》.及一般的方志相比较,会发现它独特而鲜明的特点,无论内容形式它都独辟蹊径,开创一家之言“私书”方志的体制,这在志书浩繁的中国,似乎绝无仅     

诠释几个齿部字

《康熙字典》将“(齿页)”字收在页部正编,将“(齿赞)”字列入齿部备考,以为一与头有关,一乃齿之属,仅据《字汇补》注音,而不详其义。《中华大字典》以其无义,迳将二字汰除。 按,二字出《改併五音类聚四声篇海》,亦有音无义,不同部居,为《字汇补》所本,《康熙字典》未识其源。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今古方言大略》二字联绵为释     

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力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约占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是名志佳构。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一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府志27种中，贵州为5种，其中之《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均为邹汉勋主纂或参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元年。一人纂编四府府志不仅为当时所少见，且皆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本文拟就邹汉勋其人、邹汉勋来黔事…     

现存古潮州最早的方志——[嘉靖]《潮州府志》

<正> [嘉靖]《潮州府志》八卷,明郭春震纂修。郭春震字以享,万安人,进士出身,修志时任潮州知府。该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潮州方志。 [嘉靖]《潮州府志》修定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据志序所言,此前“潮弗志者若干年,     

清代广州府志所见宦粤陕西籍官员群体述论

有清一代,仕宦广州的陕西籍官员人数很多,对于该群体,现存清代三部广州府志:(康熙)《新修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以及(光绪)《广州府志》有着较为全面的记载。通过梳理,本文认为宦粤陕籍官员中,文职官员人数多于武职官员,且多出身正途。文职多出自关中地区,武职则以陕北、陕南籍为主。此外,宦粤官员从时间上来看,主要集中于乾隆朝以前,所任职位以知县最多,其次为县丞、典史、主簿等。总的来看,陕西籍官员在维护广州地区的政治稳定,促进当地经济开发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且颇具政声。     

《宋西事案》——国内罕见的一部西夏史书

南京图书馆珍藏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宋西事案》。蝴蝶装,一函二卷六册。上卷二册,下卷四册。木刻本,仿宋体,版本大小同《西夏记事本未》。书长25厘米,宽16厘米。上卷共63页,每页二面,海面9行,每行18字,即每面162字,每页324字。上卷共计20,412字。下卷共四册,106页,计34,344字。两卷合计169页,计5,4756字。     

“■”、“■”考正

“■”、“■”二字,在我国汉语字词书中,始见于清初吴任臣《字汇补》。其书释“■”为:“与馨同。见《齐民要术》,又见杨慎《山海经补注》。”释“■”为:“读与馨同。《金匮要略》:‘(殸 禾)’饪之邪。’”稍后于《字汇补》问世的《康熙字典》对此二字的诠释与《字汇补》完全相同。《康熙字典》在我国辞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向深远,以致我国现代编纂行世的大型汉语字词书,凡收有此二字者,如《中华大字典》和《中文大辞典》(台湾省编)均沿袭了这一误断,乃至现代日本诸桥辙次所著《大汉和辞典》也受其影     

《敦煌变文集》校注拾遗——《韩擒虎话本》至《燕子赋》

“失来莫怪后到。”(页196)按,“失”当作“先”,字之误也。同页上文:“有七人先来,一人后到。”故此句承之以“先来莫怪后到”,上下呼应也。《董永变文》:“少先父母大恓惶。”(页111)《搜神记》:“今死矣,无罪知复何言。如其当先天下。”(《变文集》页877)二“先”字皆“失”字之误。此“失”“先”二字互讹之证。“限百日之内,有使臣诏来,进一日亡,退一日则伤。”(页196)按,进,早也;退,     

流落海外的孤本方志——弘治《河南郡志》价值探析

弘治《河南郡志》是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最早的河南志书之一。流传至今,国内仅北京图书馆、南京地理所与湖南省图书馆三家有书,但皆为残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尊经阁文库藏有全帙,台湾有引进本。该书编排体例上为明代志书之典范,重古轻今,地方特色突出,而且内容丰富,详略得当,又十分注重突出本地特点,版本珍稀,价值连城,在体例、版本、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极高的价值。     

李梦阳诗论述评

李梦阳(1473—1503),字天赐,更字献吉,自号空同子,陕西庆阳(今甘肃庆阳)人。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他以大力倡导复古主义文学运动、打垮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官至大学士)为代表的“台阁体”近百年的正宗统治,而成为当时诗坛盟主。据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载,李卓吾曾说:“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对于李梦阳,李卓吾之评价未免过誉,但后人多有笼统地以“拟古主义”而论也有失偏颇。李梦阳的诗文创作、理论批评,不失为古代文学遗册中有价值的一页,本文仅就其诗论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薛昂夫行年考略

薛超吾,字昂夫,号九皋。以字行,人称薛昂夫。元代畏吾儿族有名的散曲家。 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薛超吾,字昂夫。其民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 薛超吾,康熙《衢州府志》作“薛超吾儿”,民国《衢县志》作“薛遮吾尔”,皆随音译写,字无定形。 “回鹘”,即古代之“回纥”,散居漠北,以游牧为生。隋大业间,与仆固、同罗诸部结为回纥同盟。唐德宗贞元四年,改称回鹘。后为黠戛斯所败,部落西迁,散居今新疆东南一带。蒙古铁木真时归附,称畏吾儿,即现今之维吾尔族。 揭侯斯《送爕元普序》云:爕里普化为蒙古人,本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之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薛超吾之称薛昂夫,亦徇此俗。     

明成化本《山西通志》户口数字补正

明成化《山西通志》是我省第一部通志,史料价值甚高,但尚有不少脱误。此书,北京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藏有原刻本,上海图书馆和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有影抄本。现以山大本为底本,校以其他各基,(台湾本则据山西省社科院所藏胶卷)对其中户口数字的脱误之处作补正如下: 1.成化八年,本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总口数为“四百六十三万口千一百九十七”(卷6第7页),各本均同。据书中成化八年各府州人口数统计,总口数为四百六十三万一千三百六十,“千”字前面空格当为“一”。 2.成化八年,太原县户数为“九千四百三十     

魏源与东台

与林则徐、龚自珍齐名的思想家、学者、诗人魏源,在近代史上被誉为“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眼世界”的第一批先进人物。魏源的仕途是不平坦的,他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十一岁时才得到一个相当于进士的任职资格,被分发到江苏任职。黄丽镛《魏源年谱》引《续扬州府志》云:“东台知县,魏源,邵阳人,进士,二十五年任”。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曰: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祖籍会稽(今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祖父章如田璋“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章镳,乾隆七年进士,先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章学诚自幼有志于史学,自以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先学文于朱筠,后事梁国治,又事华沅,终生为人幕僚.四十一岁时即乾隆四十二年成进士,又“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五十二年清庭吏部授其知县,时年五十岁,他又怕荒废史业而未就职.章学诚为史志之业,耗尽毕生精力,但生活穷困不堪,颠倒狼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籍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困顿动荡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崇尚史志事业的信心,虽“江湖疲于奔走”,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他二十七岁时就随父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主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县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并著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州县请立志科议     

《（康熙）宛平县志》价值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在此之前,专门记载宛平县事迹的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同时在张吉午的《(康熙)顺天府志》和缪荃孙的《(光绪)顺天府志》中也涉及宛平县情况。与此三书比对,《宛平县志》在"人物"和"艺文"内容上优于沈书;在资料详实上富于张书;在史源和校勘上助益缪书,具有较高的文献、文化价值。     

嘉靖《保宁府志》俗字考释七则

嘉靖《保宁府志》是明代编纂的记载四川阆中的方志,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俗字。对嘉靖《保宁府志》中俗字“ ” “ ” “ ”“ ” “ ” “ ”和“ ”进行考释,以冀对嘉靖《保宁府志》的研究和《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辞书的修订有所裨益。     

范梈不是恩施人

“元初四大家”之一范梈(音烹),何许人也?这似乎已成定论。请看: 《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缩印本)第五七三页“范梈”条中注明:“(1272——1330年)元文学家,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湖北恩施)人。”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九八○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八二年五月新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米治国等人编写的《元明清诗文选》(一九八一年版·吉林人民出版社)、皮明麻等人编写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一九八四年五月版·湖北人民出版社)等书中注释均同《辞海》之说。